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论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的接受

庾信进入北朝以后所作的《拟咏怀》是对阮籍《咏怀》的拟作,但这并不是亦步亦趋的简单仿拟,而是二人在人生困境上的息息相通。本文即从夜、路、心三种意象的运用来分析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的接受,从中可以看出其中既有一一对应的模拟范式,又有选取阮籍的行为事迹与咏怀诗进行互相照应的模拟之作,同时更有咏怀即咏心的内摹仿之作。庾信对阮籍的接受原因一是相近的地缘因素,一是相似的生存困境。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阮旨遥深”——试评阮籍《咏怀》诗的思想内容

<正>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阮籍的《咏怀》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诗品》认为它是“斯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并把它列为上品,评价很高.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对之极为推崇,指出:“阮嗣宗《咏怀》,……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认为连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五言古诗都不能与阮籍的《咏怀》诗相提并论.但是,多少年来,对阮诗进行深刻而系统地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这是因为阮诗“文多隐蔽”.“兴寄无端,不易理解,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阮籍《咏怀诗》与当代朦胧诗

刘宋时代的颜延之说,阮籍的《咏怀诗》“难以情测”,钟嵘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唐代的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可见,对阮籍的《咏怀诗》,不要说我们读不懂,就是距他很近的人也莫明其妙。千百年来,对《咏怀诗》的理解,不少人都是在猜谜。     

“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

宏放渊深、隐晦曲折是阮籍《咏怀》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后世理解其诗旨趣的重大障碍。晋来时期的颜延之,既是博览群书的宿儒,又距阮籍生活的曹魏后期较近,他注释《咏怀》诗也只限于其中的一些词语和典故,不敢妄言寄托幽旨。所以钟殊《诗品上》说,《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恰言其志”。齐梁文坛巨子沈约注阮诗,亦未阐幽显微,发明厥旨。直至唐初,李善仍云：“《咏怀》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此,他注阮诗也只能“粗明大意,略其幽旨”。（见《文…     

苦闷的象征——论阮籍《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说方式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种意旨模糊缘于作者对苦闷的心理体验和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作者借助否定、隐喻、虚化等语言策略和意象经营手法,把复杂的心理体验导向多义性的诗学叙说方式。以阮籍苦闷的心理体验为切入点,可以更深入认识《咏怀诗》“诗无达诂”的诗学特征。     

阮籍《咏怀》诗女性意象及与《离骚》的传承关系

阮籍诗歌意象丰富 ,它表现了诗人不拘礼法的浪漫文人性格和深情至性 ,代表了诗人对纯精神的自由境界的追求。无常是阮籍《咏怀》诗的基本基调 ,诗人透过女性意象含蓄、幽微地呈现出相关的意旨与情感。《咏怀》以女性意象作为理想和精神追求的载体 ,和《离骚》有密切的历史传承和拓展关系。     

论《咏怀诗》的思想倾向及其在阮籍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反映阮籍思想的重要著作有《乐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及《咏怀诗》。前二文为阮籍早期的作品,设计了一个君臣有分、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阮籍儒家式的思想倾向。后二文为阮籍正始之后的作品,以追求主观精神自由为旨趣,具有浓郁的庄学精神,反映了阮籍后期的思想倾向。五言《咏怀诗》今存八十余篇。关于它的写作时间,明人冯惟纳说:“非必一时之作。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诗纪》)当今一些学者接受了这个看法。但从诗集“感时触事”写作之由及所寄托的“悲喜怫郁之情感”的内容来看,与阮籍早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本质及影响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揭示这种影响的本质有三个方面：阮籍自身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弥漫在阮籍人生悲剧中的是一种济世不能又委命求存但却济世不灭的满怀悲情,故阮籍终其一生在对生命一往情深的眷顾与抗争中不断体会惨烈的绝望,而又在绝望中不断地抗争着。     

论诗人阮籍的“身体语言”

魏晋风度中的很多现象,都围绕身体展开,士人们借助身体言说、传情达意,形成特定名士群体的＂身体语言＂。诗人阮籍更是身体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青白眼、他的裸裎、他的啸、他的醉饮、他的＂穷途恸哭＂,都是富有原创精神、极具歧义性的身体语言,传达出反礼教的深刻用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阮籍的身体语言,既是魏晋任自然社会风气滋养的产物,也是魏晋玄学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更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阮籍的身体语言,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语言的边界,与儒家士人的身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     

魏晋时代门阀势力的钳制与知识分子的焦虑感

门阀势力的兴起是魏晋时代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随着司马家族的崛起 ,东汉以来的士族阶层演变为门阀势力 ,并开始对社会进行奴役。门阀势力的兴起 ,破坏了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机制 ,造成了社会空气、政治空气的严重逆转。首先向门阀统治发起冲击的是有名的竹林七贤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佯狂纵酒、攻击名教、行为放荡。在貌似怪诞的思想行为背后 ,隐含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痛苦与精神焦灼。继承阮籍、嵇康的叛逆倾向 ,继续对门阀统治进行反抗的是晋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由于地位和处境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的道路。但归隐并不能隔绝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所以 ,在看似悠闲的人生背后 ,同样隐含了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理折磨与精神焦灼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和其七十九,历来无确定之解释。事实上,只要从诗歌所用典故入手,结合阮籍思想与所处时代进行疏证,就可得出结论:其五十六是阮籍回应谗佞之人猜疑与责难的作品,其七十九是悼念嵇康之作。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