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与大国关系:两种趋势的大冲撞

冷战后处于迅速变动中的大国战略与大国关系出现了两种并行的趋势：伙伴战略与霸权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美国强化单极霸权的企图是挑战２１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大阻力。从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前期,大体上是国际关系从两极格局解体到多极格局基本形成的过渡时期。这一...     

周恩来外交思想中的国际秩序观

周恩来为中国外交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所处的年代,世界处于美苏冷战的两极秩序中,新中国一经诞生,就面临美苏对抗的外交环境,新中国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战略,与苏联友好,但是中苏关系最后走向破裂。在美苏中大三角的复杂外交环境中,周恩来能够正确分析两极秩序的特点与矛盾,对两极秩序向多极秩序发展的趋势作出了清醒判断。周恩来坚持和倡导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为世界和平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当代国际秩序发生了新的变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中的国际秩序观,对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依然有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与美国人权外交

冷战后国际社会宗教迫害问题的增多以及美国国内对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关注,促使美国国会出台<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政府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议事日程,是美国人权外交新的"增长点".该法的出台标志着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将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上升到"国际法"层面,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就宗教问题冲突与对话的加强.     

冷战后的美国

冷战后的美国缺乏一项明确的长期外交战略。美国外交决策的彷徨犹豫和前后矛盾，固然有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等方面的国际原因，但本文强调的是其国内根源。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外交决断能力减弱，参与外交决策的政府机关和影响决策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造成了决策机制的混乱。主张经济优先、安全优先或人权考虑的观点相互抵触，反映了外交思想的混乱。同时，美国国内价值观念、种族关系、社会关注点。国民凝聚力的变化，也对外交思想产生了冲击。然而根据美国政治观念、现实利益以及全球政治变化，本文仍对美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做出了一些基本估计。     

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

冷战结束以来,日非关系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以主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日本进一步调整并强化了对非外交.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迫切感与务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非洲国家力量的壮大及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对非洲能源与市场加剧争夺的现实.日非关系的发展也将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新变化--关于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案例分析

冷战后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上是冷战格局解体;国内是日本正位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经济上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正面临一个结构调整时期;政治上是以自民、社会两大保守、革新政党对立为根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的终结,政坛处于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这些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的以精英主导为特征的决策模式已不再能够解释冷战后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1995年日本朝野围绕着对中国核试验是否进行制裁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制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决策过程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本文试图…     

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外务省

1990年以前 ,日本的政治家、外务省以及国民都认为日美同盟是冷战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但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 ,这种认识发生了急剧变化 ,人们已经不再怀疑坚持日美同盟本身只是作为一个外交目的。虽然冷战结束及海湾战争以后国民意识的变化被人们经常论及 ,但几乎没人提到外务     

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宗教战略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运作——评杜鲁门政府建立的国际“宗教战线”

自“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就试图利用各种国内外宗教资源以建立国际反共“宗教战线”,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在“危险地带”——意大利——的选举中,杜鲁门政府在国内动员各种宗教力量开展针对意大利民众的“书信运动”,在意大利联合罗马天主教会,鼓动选民支持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反对意大利共产党.杜鲁门政府开展的实为“公共外交”的活动,表明宗教与政治很难“分离”,并因其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而沦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     

“保护的责任”语境下避难者的人权保护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为保护国内人民免遭严重的人权侵害,国际社会开始提出并逐步实践"保护的责任"的观念和原则。然而,在"保护的责任"的语境下,难民概念的泛化与现有的难民国际保护制度并不能相互涵盖。本文认为,为了应对大规模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难民保护问题,国际社会应该探索和实践一种临时避难保护制度。     

Framing Effects on Public Opinion During Prewar and Major Combat Phases of the U.S. Wars with Iraq*

Objectives. Our purpose was to develop and test several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poll‐question wording on aggregate public support for war. We drew on general insights from framing theory and specific insights from various theories of public support for war. Methods. Our database consisted of two collections of aggregate poll results drawn from the prewar and major combat phases of the Gulf War (1990–1991) and the Second War with Iraq (2002–2003). For each data set, we used multivariate OLS regression to gauge the impact of specific question‐wording variations on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expressing support for war, controlling for systematic time and pollster effects. Results. Most of the hypothesized wording effects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expected direction. Mentioning WMDs, terrorism, Saddam, hostages,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war boosted aggregate war support in one or both wars; mentioning the president, oil or gasoline,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to war, and U.S. or Iraqi casualties depressed support. Conclusions. Various theories emphasizing different “rational” aspec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war are supported.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mentioning Saddam by name in the Second War with Iraq, and mentioning the president in both wars, would seem to imply framing effects based more on emotion and/or symbolism.     

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

美国自喻为海洋国家,控制海洋不仅是保护其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也是其称霸世界的手段。美国正倾全力转向大国竞争,美军从冷战后控制沿海区域和由沿海向陆地投送影响力转向既控制沿海,又主导大洋。从地缘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考察,不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海洋控制”,还是“太平洋威慑计划”和“分布式杀伤链”战法,都表明美国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放在海上,特别是西太平洋。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大多来自海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海洋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略好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计。从时空上看,美国回归海洋控制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正形成剧烈对冲。近年来,两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对峙背后是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崛起海洋国家在构建海上力量平衡的必然结果。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环境下,这场围绕海洋权益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与状态。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美国的印度洋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印度洋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应对苏联,冷战后美国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力量,开始在印度洋地区进行军事前沿部署。近年来,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高,美国提出了“印度-太平洋”概念,并强化其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保持主导地位、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控制战略要冲等。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的驱使下,通过军事部署和制度安排在印度洋取得霸权地位,但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印度洋霸权是“弱势”霸权。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和平手段掩盖下的领土扩张:日本外交中的“小笠原问题”

论及日本在近代的领土扩张时,国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通过武力对领土的强取豪夺上。然而,标榜"文明开化"的日本为扩张自身领土手段频出,除了诉诸武力外,还通过外交谈判来满足其领土野心,小笠原群岛正是日本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的领土。无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通过与英、美谈判确立了在小笠原群岛上的主权,还是"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对美谈判实现了小笠原群岛的"复归",日本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了疆域的扩张。深入探讨日本外交中的小笠原问题,将有助于对日本近代以领土扩张为目的外交手段的认识。     

美国北极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2013年是美国政府实施北极战略力度最大的一年,这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日益认识到其在北极事务上严重落后于其他北极国家而做出的补救措施。对于北极这个充满希望的"新边疆",奥巴马政府将推行"向北看"外交,在北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以争取东北、西北航道的自由航行权和北极事务的主导权。尽管美国步入战略收缩期,其北极新战略的落实还将面临诸多障碍,但美国这一新变化必将给北极地缘政治、经济乃至地区治理产生重大影响,这值得我们去分析和预判。     

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

作为最基本的战略要素之一,战略思维反映着一个国家带有根本性的安全与利益需求,构成了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并以潜在的、复杂的方式决定着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行为。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力量不断膨胀以及外部威胁突然刺激的情况下,逐渐选取了单极世界霸权的大战略。事实上,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选择深深植根于美国战略思维的特性。通过对美国战略思维缺陷的分析,我们看到,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选择不仅不会更好地护持美国的霸权,反而将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