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东、西”:尊卑意识及其文化蕴含

一、尊左卑右和尊右卑左老子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可见,对中国人来说,从“左”或从“右”,不是一种盲目的任意行为,而是遵循着某种文化规定的.从古籍所述中国人对于“左、右”方位的选择看,大致表现为如下的规律,即.从阴阳观念出发,中国古人尊左卑右;从权力崇拜出发,中国古人尊右卑左.阴阳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出发点,“一阴一阳之为道”、“天下万物,皆由阴阳”.受这种观念支配,世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成了一个阴阳组合的二元模型.既然阴阳无处不在,自然也就渗透在中国古人的方位概念中.中国古代创世神话曾记录了盘古垂死化身,“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古以“日为至阳之精”、“月为众阴之长”,盘古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隐含了左阳右阴的文化对应.这种左阳右阴的对应关系,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极常见.     

论“言志”在南宋词中的回归

确切地说，词言志的崛起是与词地位的提高彼此呼应的。就文体的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惟迎词，托体不尊，被目为小道，得以决定地位等卑的首要依据是它们表现内容上的重大差异。言志词关注现实社会，内容题材上张皇开拓，为词体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坚实稳健的基础。而词体地位的提高，使词迅速与传统儒家文艺观的植神正面接轨，是言志创作意识高扬和创作旨归确立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在北来，词已成为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创作主流内容上相对的“俗”、“淫”、“粗”，以及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压抑和摧残，一直处于半…     

清代词学的“尊体”观

清代词学理论是在以“尊体”思想为核心的架构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清代词学重要的理论依据.由表面意义来看,“尊体”之用乃在提高一个文学体类的地位和价值,依其体制本身的起源、条件、特性和规律,辨求其应有的艺术结构、艺术形象、及艺术功能.但若更深一层思考,“尊体”成为一重要的文学性自觉,当绝非纯然根据文学本身的个别性或专门性来予以衡量.它往往联系了时代的思潮、文化的现象、及学术的风气,从而重新检讨、发现、定义各体文学的职能.易言之,文学上的尊体意识并非孤立现象.它不是某家流派或某一个人的专断或标识,而是全面性的原则和共识.在此前提之下,它自然不是独尊一体,而要求是博尊众体了.这种现象的形成,大致导源于三个因素,即:历史经验的反省、文化知识的统合及学术研究的训练.     

略论徐釚的《词苑丛谈》

清代的词论,比了词的创作,成就要更大一些。而在浙派词人占统治的清初词坛,徐釚的《词苑丛谈》,可说是在“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静志居诗话》)的一片卑弱的词风之中,透露了一点要求补偏救弊的呼声;对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在思想和理论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徐釚(公元1636—1708年),字电发,号虹亭,江苏吴江人。据朱彝尊《徐电发南州集序》及《清史稿·朱彝尊传》载:釚于康熙十八年与朱彝尊等同试博学鸿词,并同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徐釚与朱彝尊不仅同入史馆,而且“又僦舍同居”,在     

试谈晚唐五代词的“艳”与“狭”

唐诗宋词是我国占代文学发展史上并峙的两个高峰,而处于二者之间的晚唐五代词是否就是个“深谷”呢?大概人人会说,这不可能。然而,事实上晚唐五代词向来并不被人们所推重,原因是人们习惯上认为它内容上“太艳”,题材上“狭窄”。古人这样认为,多是出于社会的功利目的和尊古尚“经”的心理,用传统的文学观念来衡量它所得出的结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现代人却仍然沿袭这种评价文学现象的陈腐范式,以符合主观要求的评判     

试论“词无达诂”

从广义说来，凡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等，都应该是“无达信”的。“无达估”，实际涉及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本质问题，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不是有～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它是最纯粹的抒情诗。从某种角度讲，词与抒情诗的原理是一致的。“词无达信”虽与“诗元达访”两者同一原理；但是，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毕竟有别于一般诗歌，具有自己特点。最早明确提出词有别于诗的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一文中以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着眼，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著名论断。能以简洁的语言，…     

当代西方“反幻觉”诗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及批判

反幻觉是当代西方诗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基础就是索绪尔的符号任意论。索绪尔以此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促生了一种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相对立的“词物分裂论”,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主体性的幻觉,解构“自然”写作和终极意义的理想,强调写作“不及物”、“作者已死”、“暴露技巧”的反幻觉诗学提供了语言学根据和批判的武器。但这一批判的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在其革命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既无关于科学评价又反人文精神的共时性范式和后现代情绪,已产生出不利于人类的诗化生存的东西。因此,批判的武器只有经过批判性反思,那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反幻觉诗学才能建立。     

明末清初词人词论与创作的背离

词的尊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始于明末清初,并在清代得到极大发展。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词一直被视为“析酲解愠”、“聊佐清欢”的娱乐工具,所以,明末清初词人在词的尊体问题上常常表现出矛盾的心态。这一心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些词人的词作往往与其词论出现明显的背离。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刘熙载的词品说

有清一代,词学极盛,词的创作也很繁荣;而且词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又能互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词坛上的特点。这期间,主盟词坛的,中叶以前为渐(江)派;以后为常(州)派。浙派以朱彝尊和厉鹗为代表,提倡清空俊快而宗白石,尊南宋;常派以张惠言为代表,提倡比兴寄托祖清真,尊北宋。虽然各与其所尊有矛盾,但他们的理论、创作都是为了补弊救偏而发的。浙派提倡清空以救明末词流为纤巧之失;常派提倡寄托则防当时的“淫词”、“鄙词”和“游词”之患(金应珪《词选后序》)。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逐渐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清政府“恩威兼施”,封建知识分子在清廷的淫威和利诱之下,甘愿为异族统治政权服务,讴歌它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孕育了和培养了浙派词人,他们宣称“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这就走上了脱离现实,追求声律之美的道路。自嘉庆、道光以后,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伟大的农民     

文章·性·天道——《论语》“性与天道”说的历史诠释与思想新论

“性与天道”学说是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的重要材料。这一学说本身并无难解之处,但其背后之义理却颇难索解。其主要涉及了文章与性、天道以及性与天道的关系问题。历代对于文章与性、天道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非完全对应关系,此说以何晏、朱熹等为代表;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本体,此说以皇侃、谢良佐、杨时等为代表。对于性与天道的关系也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关系,如郑玄、何晏等;一种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历代多数注解者持此种看法。结合《论语》及其他相关材料,“性与天道”学说处理的实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文章与天道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天道是文章之形上根据,文章是天道实现之表现。孔子还把天命与每个个体都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天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都具有了普遍性。非但如此,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上达天命。这种努力的途径就是其所强调的“学”。     

朝鲜语“V＋ ”与汉语“V＋下来”的对比

朝鲜语的“V+ ”结构与汉语的“V+下来”结构都能表示一定的“完成体”意义，因此可以建立对应关系。现从语法结构、语义、语用等方面对这两种结构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对应条件及其规律，并指出这种对应关系的成立与否跟其中的动词V有很大关系。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

纵观历代词学与词史的研究实际,我们便会发现,对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多有忽略的。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其一可能是受表面现象的迷惑,唐五代词向以“侧艳”、“小道”而著称,在一般人的观念及心理中,似乎很难将它与严肃而又神秘的道教文化联系起来;其二则可能与早期词史的复杂性有关,由于资料及方法等多种局限,造成对有关词的发生状态及其早期发展进程的研究长期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状态,从而也相应地掩盖了对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三也因为长期缺少一个完整的唐五代词总集来进行总体观照,单凭零散的作品或有限的选集、别集,便很容易忽略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之关系。     

评“论语言中的词”

《学术月刊》创刊号上曾读到周斌武先生的论文“论语言中的词”。论文主旨,照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于:分析语言的结构,说明词在这种结构里的地位。分析词的内容和形式,说明词的基本属性。他把“语法中的词”和“词汇中的词”看作不同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词是“演员”,语法是“导演”。词接受语法支配而进入句子,犹如“演员”登上舞台而成为“角色”,“角色”不等于“演员”,故“词汇中的词不等于语法中的词”。读过这篇论文之后,又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二期的“书刊评价”栏上读到徐征同志对这篇论文的介绍。徐征同志肯定论文作者的基本论点之后,作出评价说: 虽然本文有很多论据是复述别人的意见,但是经过作者的综合和分析以后,读者就更容易理解到语言中的词的问题。不过,如能多用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那对读者就会有更多的帮助。但我个人认为周先生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和方法,有很多地方是无法成立的。并且,周先生对语言上常见的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也有错误的地方。因此,我根本不同意徐征同志这种评价。并打算在这里谈谈我的意见。不过我是一个初学者。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尤其是对于词的属性,还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试解

“涛之境阔,词之言长,”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诗词的不同特点的概括。诗词二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这种区别是否为本质的不同?“境阔”阔在何处?“言长”长在何处?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着重谈“词之言长”。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中美称赞语的语用差异及其文化意蕴

在中国和美国的跨文化交际中,称赞语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美的称赞语在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了中国“含蓄”、“尊人卑己”和美国“张扬”、“尊人”但不“卑己”的文化内涵。     

文化对英汉对应词理解的影响及其教学实践

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化对英汉对应词的影响、对应词的对照和分析、对应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