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和约交涉的新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与韩国解决"慰安妇问题"之后,日本迅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与俄罗斯厘定和平条约交涉"新思路",并启动了谈判。从战后处理的历史过程和日俄交涉最新进展来看,双方极尽博弈的最大相互利益,将是日本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日俄间领土改变"结果"与俄罗斯承认战后美日间"冲绳返还"的"历史事实"的平衡。这意味着,日本不再纠缠"北方四岛"返还,俄罗斯确认向日本移交两岛,但目前维持现状即还要谈判移交条件甚至于美国不从冲绳撤军则俄不实际或不完全移交,而在确认战后"琉球再冲绳化"为合法的意义上强化了日本把钓鱼岛作为冲绳一部分的立场,陷中国的钓鱼岛权益于危险境地。日韩、日俄相继和解,将使中国对日外交面临更复杂的形势。     

战后日本对美领土政策

战后日本对美领土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刘世龙本文探讨战后日本在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问题上对美政策的演变。概括地说，战后日本对美领土政策的发展规律是从初期（１９４７～１９５４年）的间接路线走向后期（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的直接路线①，中间存在一个...     

战后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问题发生及其国际处理规范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固有领土论"话语对抗演变为"安全保障论"威慑,但对俄罗斯,日本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恢复了作为"最终战后处理"的和平条约谈判。研究对日战后处理的历史表明,盟国对日本的定义相当于其所谓"固有本土"的四个主岛以及邻接小岛,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是主权受限于"盟国决定权",在美国的冷战政治操纵下日本才主张"固有领土"而与邻国发生岛屿争端。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一贯坚持的战后处理规范是,把日本的"北方领土"要求与冲绳问题相关联,日俄关系得以回归缔结和约的国际法进程。如果缔约导致"冲绳返还"取得俄罗斯谅解,"钓鱼岛问题"可能被美俄日复合条约机制所定义而迷失于脱离战后处理外交的歧路。     

日本“固有领土论”的话语建构——从“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争端谈起

"固有领土论"是东亚国家特有的政治话语,二战后最早将"固有领土论"应用于领土问题的国家是日本,其是日本官方与民间行为体在冷战环境下为实现领土主张而人为建构的一套话语体系。"固有领土"话语最早出现在战后北海道的民间领土返还运动中,指代被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在冷战背景下,为了在日苏谈判中实现"四岛返还"目标,日本政府于1955年建构出一套"固有领土论",并逐渐将"固有领土"升格为日本在日苏(俄)领土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和固定用语。随后,日本政府又于1962年和1970年分别将"固有领土论"强加在日韩竹岛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对该话语的阐释存在"自古以来"和"无主地先占+实效支配"两种逻辑,且在三个领土问题中使用"三重标准"。基于日本国会会议记录等历史资料,回溯"固有领土"一词在日本政治语境中的产生、演进、扩散过程可知,日本的"固有领土论"存在诸多破绽,近年来对日本领土政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     

“旧惯温存”——日据冲绳初期统治方式研究

日本强行吞并琉球,拉开了其近代领土扩张的序幕。日本对琉球吞并的非法性,不仅体现在"琉球处分"的过程中,更体现于其后对冲绳当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上。从政治史的维度考察日本占领冲绳后在当地的施政情况,能更深层地了解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统治者为了使对冲绳的掠夺不受本国法律束缚,利用"旧惯温存"的统治手段,通过保留琉球王国时期的封建积习以延缓当地的近代化进程。"旧惯温存"暴露了日本在冲绳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所在。日本在冲绳的殖民统治表明,其所谓的"国民统一",正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步。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维度

本文将中日关系现存的矛盾与问题按其在国家利益中的轻重缓急进行了排序,即:视台湾、钓鱼群岛问题为“核心利益”,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视东海资源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为“中间利益”,认为该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视“历史问题”为“边缘利益”,主张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极为复杂,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日本外交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化。近日,日本防卫大学校五百旗头真校长倡导的日本外交课题应是“日美同盟与日中协商”以及中日美三国应建立“定期商议”机制的观点就颇引入关注。     

整体性视角下群岛的领土主权取得规则研究

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及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的特征决定了群岛是一种区别于一般陆地形态的特殊形态领土。群岛主权的确立适用一般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规则,同时,群岛的多元性和整体性等特征也赋予领土取得规则在群岛适用上的新发展。确定群岛领土主权归属必须以群岛的整体性为前提,不能人为地将其割裂为单个岛礁而分别确定领土主权归属。这也是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存在的严重谬误之一。中国历来是将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领土主权。无论是依据相关国际实践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群岛标准,南沙群岛都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其领土主权的归属。     

日本强化介入南海:战略动机、政策路径与制约因素

正日本并非南海域内国家,但曾有对南海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伴随对印度支那的扩张,日本逐渐控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于1938年将南沙群岛命名为"新南群岛",编入日据台湾领土,(1)此后占据南海诸岛直至"二战"战败投降。战后日本对南海政策的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战败至1970年代末的"出局旁观期",二是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     

面孔

正安倍新一年讨要北方四岛,俄曰免谈!新年第一天,安倍就两度提及"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一次是在新年致辞中,他信心满满地承诺,将在今年加速与俄罗斯谈判"缔约"。安倍认为,对日本而言,现在正是解决战后外交问题的最佳"窗口期"。安倍之所以认为当下是解决四岛问题的最佳时期,一是俄罗斯遭遇美欧持续多年的制裁,内忧外患,在外交上需要     

蒋介石后悔两次拒收琉球群岛主权

中国和日本为钓鱼群岛争得不可开交，然而，不但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副的一部分，与之相邻的琉球群岛同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国趁机收回了台湾岛、钓鱼群岛，但是，为何没有收回琉球群岛呢？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朗格在18世纪初叶中俄关系中的活动及其作用

彼得一世登基后,俄国对中国的外交进入了新的时期,开始大力推行经济掠夺和领土扩张双管齐下的政策。此时,在俄国供职的瑞典人朗格受到沙皇的重用,他肩负重要外交使命,6次来华,作为俄国驻华商务代办,长期介入中俄关系,是两国边界和贸易等问题多次谈判和外交接触的直接参与者,在18世纪初叶中俄关系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从国际法角度分析钓鱼群岛主权问题

中国在 15世纪最先发现钓鱼群岛。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 ,钓鱼群岛成为中国领土。此后数百年间 ,中国政府和民间对钓鱼群岛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 ,使对该群岛的主权得以有效存续。日本 1895年占领钓鱼群岛不符合“无主地先占”要件 ,不具备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行为在国际法上使日本欲以时效取得钓鱼群岛主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中日两国应依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钓鱼群岛问题的最佳途径。在主权问题彻底解决之前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是积极务实的做法。     

日本必须信守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

在探讨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时 ,许多人认为日本官方人士从未直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根据日本政府最近解密的外交档案 ,日本政府官员在 1 972年中日复交谈判中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承诺。日本今后也必须信守 3 0年前关于台湾问题做出的承诺。     

日本FTA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

如何进行敏感的农业议题谈判,是日本在推进FTA进程中的重大关注焦点。根据不同的谈判对象,特别是考量其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的需要,日本探索出了一整套具有日本特色的农业议题谈判模式。实践证明,该模式实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日本农业核心利益的初衷,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战略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也使日本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在全球FTA浪潮中的被动局面。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在经历了从“以经济外交为主”向“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举”的转折,形成了“对美协调”、“确保能源”、“扩大影响”三大支柱。21世纪初期,日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均衡地实现这三大目标?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日本对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和“日美阿以”四边关系的驾驭能力。     

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的战略走向

钓鱼岛问题不能孤立来看，而应置于东亚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大格局下审视。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处理上的攻防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纠葛，其牵涉面广，谋划深远。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手段，高调宣称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不计后果地依照国内法律拘留了中国船长，并乘“撞船事件”之机渲染“中国威胁论”，扩充军备，频频与美、印、韩、澳、印尼等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可见，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中所图谋的是长远战略目标，即意欲通过钓鱼岛问题，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印、韩、澳、印尼等国家，全面牵制中国，构建联手制华的C形包围圈，最终达到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领域遏制中国在亚洲形成超强地位的战略目标。     

观念与日本的中东外交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日本政府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冷战后日本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简析——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在面对饥饿、自然灾害、战争等全球性议题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考察冷战后日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起因与进程,可认为巩固日美同盟、维护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是日本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体系性因素,而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换回日本妇女回乡探亲、实现被绑架日本人回国等国家利益则是推进日本对朝援助的进程性因素。人道主义援助是日本维护和增加在东北亚地区政治权力、实现对朝接近、保障国民利益的外交工具。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础上,通过文化手段介入中日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具体来说,日本通过加强各层次人员交流、吸引中国民众赴日旅游、宣传以动漫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推广日语教育等方式加强对华文化外交,试图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心中构建一种和平的、酷的、文化的国家形象,其实质是以文化为手段,渗透其价值观,从根本上为"大国化"目标服务。虽然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缺乏真诚的态度,对华奉行双轨文化外交,导致其对华文化外交的成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