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小说成因探析

新感觉派小说代表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创作手法 ,反映了这个文学流派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 ,由此可解析创作者精神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共通之处。     

刘呐鸥与日本新感学派

刘呐鸥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他最先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其小说创作有与日本新感觉派相同的特征,如表现悲观、虚无、寂寞的世纪末情绪;崇尚主观、表现自我、尊重感觉生活;表现现代都市机械化生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但刘呐鸥的小说缺乏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象征性、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     

刘呐鸥与日本新感觉派

刘呐鸥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他最先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 ,其小说创作有与日本新感觉派相同的特征 ,如表现悲观、虚无、寂寞的世纪末情绪 ;崇尚主观、表现自我、尊重感觉生活 ;表现现代都市机械化生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但刘呐鸥的小说缺乏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象征性、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     

论上海现代派前期杂志的开放视野与先锋精神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繁荣发展期,以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在上海先后创办了《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杂志.这些现代派前期杂志在方向内容上没有一定的轨道,不管政治取向如何,只要属于“新兴”和“尖端”文学,都在其关注的视野之内,颓废的现代主义和革命的普罗主义几乎杂陈并置在杂志上,充分彰显出世界主义的开放视野和先锋精神.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流派特征和个人风格

新感觉派小说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流派。其作品以现代都市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描摹为重心,在感觉印象的捕捉与深层心理的发掘方面见出特色,标志着新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与当时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都市小说一起促成了中国城市文学的崛起。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边缘性

“边缘人”是30年代现实的社会关系和文学发展情势,派定给现代派小说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风等的一种社会角色,同时也是他们在与社会遭遇中的一种自我抉择与人生取向.这种角色定位导致了他们文学话语的边缘性,并最终决定了其创作的边缘性.     

"一位敏感的都市人":论刘呐鸥的都市小说创作

刘呐鸥的小说充盈着现代都市意识,沉迷于都市文化的描写是他的创作最突出鲜明的特征。刘呐鸥以都市人的目光看待都市和都市中的人,作为主角的都市场景、摩登的都市人物和新奇的艺术手法都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刘呐鸥面对都市时的诸多矛盾心态,更进一步显现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都市的复杂接受。     

性别、民族与半殖民性:刘呐鸥、穆时英的都市风景线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半殖民地语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派——新感觉派。在刘呐鸥、穆时英声光魅影的都市风景线中,女性形象成为喻说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叙事图景。新感觉作家们正是通过"现代尤物"的形象构型,表达了对都市的疏离与困惑,完成了身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视阈下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想象的寓言。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穆时英、刘呐鸥的身份、死因及其他

在现代文学史上 ,穆时英、刘呐鸥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 ,死因说法各异。结合新发现的资料和汪伪时期上海报界的实际情况 ,可以肯定 ,他们都效力于汪伪汉奸政府的新闻宣传 ;穆时英是中统人员但被军统误杀 ;刘呐鸥因赌场经济问题被青红帮暗杀 ,不是政治问题     

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

最近几年有学者隆重其事地提出新的名词,一是“华语语系文学”,另一是“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的“语系”一词不甚妥当,弊在不精确,容易引起误会.“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是“华语文学”,就是“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的一个共同语病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由多个种族构成,有多种语言,而学术界使用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等词的时候,绝大多数指的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汉语新文学”的提法提出了可行的、统合的观点,超越了国家板块、政治制约的观点.若干学者在美国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其语系一词在学术上不专业,在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朱寿桐倡议的“汉语新文学”正好相反:名称正确且旨在包容.     

感伤的都市色调--中国新感觉派小说解读

中国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支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作家。本文试图以二三十年代大上海的都市背景为切入点,在分析上海这一大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新变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挖掘一种都市物质文明形成的时候,物质对人的挤压,人在都市中的生存状况,以及商业时代物质丰盛给人造成的种种异化情形。从而分析新感觉派作家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悖论:现代化给人带来了物质的享受同时也掠取了某些人的灵魂。这矛盾状态中生存的都市人,新感觉派小说中所呈现的都市也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感伤色调。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想象——兼论上海文学中乡土性叙述的几种现象

新感觉派的乡土叙述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以刘呐鸥、穆时英为典型代表,将乡土完全等同于上海城市,以强调上海城市的西方性,有虚拟特征;二是以施蛰存为代表,将上海与中国乡土隔离开来,隐含着上海"非中国化"、"非乡土性"的身份指认.两者的价值立场有所不同,但都服从于对上海"去乡土"、"去东方"的西方式想象.     

现代主义艺术移植中国的大胆尝试——新感觉派小说

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了第一个独立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他们中的主要作家是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这个流派的出现决非偶然。大革命失败后,一批诚实、敏感的文学青年,沉浸在普遍的幻灭情绪中。他们既不满于黑暗的现实,又没有勇气投身革命斗争;既对前途感到悲观渺茫,又不甘心从此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近年来,文化与文学审美领域发生了新转型,现有的审丑研究视角已无法有效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表现出界定丑与恶的杂乱、价值判断的模糊、思维模式的束缚、人性探究的乏力等问题.明确从“审丑”到“审恶”的研究视角的转移,既可突破已成“定论”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法,并赋予“审恶”新的美学价值,又能突破“审丑”与“审恶”的界限,“打通”与“挖掘”文学内部和内外互动,同时还可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当下文学叙述“恶”的状况,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