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新阶段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使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贯要求.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也正是遵循了这一要求,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两种声音的辩驳与对抗——由郭小川《望星空》反思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诗歌创作

郭小川的诗作《望星空》前后两部分情思存在巨大的落差,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迷失的自我与强大的政治话语的辩驳与对抗,这种分裂的自我分别衍生出20世纪50~70年代诗坛两种完全对立的诗歌创作:主流诗坛的时代颂歌与一些诗人自觉的秘密写作。当代诗歌创作只有打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才能拥有自己的园地。     

延安时期的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

该文主要论述延安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的诞生,指出此种写作方式在延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在一定意义上,集体创作既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是与“党的文学”观相适应的文艺生产方式,也是处于思想改造之中的延安文人所必然采取的一种应对机制。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原因探析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反对工农运动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个人思想的局限，也有国内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内外因的相互作用，导致其认识上产生了误区，认为只有靠压制工农运动来迎合大资产阶级，才能挽救国民革命。本文通过对各种原因的逐一剖析，揭示其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     

“中国梦”与党的意识形态新语态

“中国梦”的提出,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一次伟大创新.“中国梦”基于国家、民族、大众的价值共识,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话语与生活话语、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顶层话语与底层话语、宏观话语与微观话语、权威话语与包容话语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开辟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新空间,促进了话语整合,增强了叙事效果,创造了党的意识形态新语态.     

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现象平议

作为国家权力话语的常规表达和重要组成,1949-1976年间的集体写作被涂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权力色彩,并以三结合为标志逐渐升腾为文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种写作方式变更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限制并规定写作的权力,即关涉谁来写作,为谁写作,写作什么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显性集体写作和隐性集体写作悄然合流,均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漠视和忽视话语主体鲜活的个人思考,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     

略论大革命后期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起义的历史地位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我们党在广东、湖南等地发动和领导了许多次工农武装起义,针对国民党右派、新军阀和豪绅买办阶级的进攻,展开了英勇的反击。这段时间的工农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知识分子仍应走与工农结合之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4周年

毛泽东周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有现实意义。知识分子只有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才能保证内部团结和统一，才能有用武之地。     

论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与工农联系的途径和对策

社会大变革进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对工农两大社会主体阶级有着巨大的冲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合理统筹和协调新的社会阶层与工农基本群众之间的关系,对于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意义重大而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

纵观新中国建立70年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要素汲取型”为主要目的的工农城乡分割与制度化阶段;改革开放后以“放权让利型”为主要手段的工农城乡关系缓和与农村体制改革阶段;新世纪以来以“资源赋予型”为主要内容的工农城乡关系转型和政策支持阶段;新时代以来以“还权赋能型”为主要方式的工农城乡融合与要素市场化阶段。回顾工农城乡关系四个阶段,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经验：工农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其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是工农城乡关系的主线,而未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更有赖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从而建立农业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全球化视域下国际频道出镜记者研究

大众传媒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为广泛的影响范围。西方发达国家将电视节目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载体向全球传播。这些输出内容,在丰富第三世界国家媒体内容的同时,也将电视节目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参与建构了国际话语体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正在被具有去中心化、全民化等特点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工作和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各种各样新兴媒介的出现使相对固化的国际话语结构产生了变化。新媒体所具有的特点让我们看到了打破旧有秩序和规则,提高国家形象,重新建构开放平等的全球话语的可能。     

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与思想引导

中产焦虑已经构成当前大众话语中一个显著的存在,它表明,以小资产阶级精神为其实质的中产阶级话语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层次向社会生活扩展,它围绕着纵向阶层流动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影响远远超过该群体本身,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从政治上看,中产阶级话语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属于人民话语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工农群众的话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对话者和内容来源.针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知識分子必須和工农結合,为工农服务——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极其光輝的一頁。在十月革命偉大胜利的鼓舞下,中国人民正是通过五四运动而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的。从五四到現在,歷史上不过是短短的四十年,但是在这轰轰烈烈的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並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途程中,也已經获得偉大的波澜壮阔的进展。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人們可以从这段歷史中吸取到很多的教訓。对于知識分子来說,一条最根本的教訓就是:知識分子必須和工农群众結合,为工农群众服务。毛主席說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实行結合工农民众,他們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这个指示为五四运动和五四以后的全部史实所証明,在今天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阶级话语与日常生活：集体化时代干群身份及其关系的历史建构——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例

阶级话语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反映,能够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集体化时代的阶级话语建构着党和国家的权威及社会规范,也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上塑造着干部与群众的角色、地位及干群关系。本文从话语分析和话语实践的视角,探讨阶级话语对干群身份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历史建构。在党的阶级话语中,乡村干部应该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公仆;群众应该服从干部的领导,安心劳动,同时积极维护集体利益,约束自身违背党的意识形态的言行;干群之间应该鱼水相依,团结合作,平等和谐。但是,阶级话语的这种建构不能与干群的道德观念、生存理性及乡村的人情网络完全相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村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消解。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进路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百年来意识形态演进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形势、意识形态规律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梳理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历程,主要包括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等四个意识形态重要发展演进阶段.基本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捍卫党对意识形态绝对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障、坚守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原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演进理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根基、坚持意识形态斗争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相协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指引、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源泉等党开展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革命话语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再到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的时代自我更新与发展创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丰富意识形态价值、纠正意识形态偏向、引领意识形态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意识形态最强合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理论进路的逻辑旨归.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出场及表达

话语承载着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反复生成，其内容和形式充满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话语由特定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语词要素组合而成，依托话语进行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属性，以新时代为语境，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旨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实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和世界繁荣的战略高度上发出中国强音，展现中国实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层诉求中完成时代出场。围绕唱响话语主旋律、规范话语表达秩序、优化话语表达形态3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场域中延展社会意识空间，发挥发展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双重效应。     

试论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对工农运动的推动

在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有专门的工农运动课程。在东征和省港大罢工中,黄埔师生积极参加和支援工农运动。黄埔师生紧密把握时代脉搏,高度肯定工农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革命武装与工农运动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     

遮蔽与记忆——“潜在写作”状态下的民间话语内涵剖析

1950～1970年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审美意蕴还是在艺术探索、形式创新方面都有着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趋势。对文坛上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进行异质性的、类似抽屉写作的创新,能使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显示出价值理念与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其实,自由自在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形态孕育的民间话语,正是潜在写作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质素,亲情、友情、爱情等人性话语共同构成了民间话语的审美内涵,成为慰藉身心饱受摧残和折磨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驿站。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审视与建构

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呈现出主体的权威性与草根性共生、内容的系统化与碎片化并存、方式的融合性与裂变性同行等特点,这些特点将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主要表现为：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舆论事件的庞杂叙事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网络乱象的监管缺位分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需要严把价值导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做强主流舆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宣传版图;推动技术赋能,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