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劳动三权":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

现代劳动法律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重视对集体劳动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 和争议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构成了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劳动三权"的核心是集体谈判权,团结 权和争议权的目的均是为了集体谈判。团结权是集体谈判权的前提和基础,是进行集体谈判的"先行行为"。 争议权则是实现集体谈判权的辅助性权利,是保障集体谈判得以开展的压力手段。     

论宪法视野下的劳动关系

对劳动关系属性的认识,不能仅从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去认识,而应从劳动价值实现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去分析。这就需要从宪法的视角,即从国家在劳动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去分析劳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因其不干预、积极干预以及直接提供实体性保障的不同作用,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劳动关系。相应地,宪法视野下的劳动权也是一个以劳动自由权为主、以国家保护性义务与劳动社会权为补充的立体式的结构。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其调整

文章试图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观察、分析实行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的变化、存在的问题与困境以及对此加以调整的可能。提出 :村民自治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上下包含变为分立对应 ,由依附型变为契约型。这种变化带来了乡政与村治难以衔接以及村委会与村党组织难以协调等新问题 ,其症结在于作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介的村委会的角色不清。要对此加以有效调整就必须改变村委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以及职责与能力不对称的现状。     

非标准劳动关系研究

非标准劳动关系是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带有弱从属性、非长期性等特征的一种劳动关系。它在根本性质上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但又具有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的非标准性,这一特性使得构建在传统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劳动法律及其调整模式无法完全适应这一新型劳动关系。为使非标准劳动关系得到有效调整,应将其纳入传统劳动关系的主流调整框架中。但能够对传统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调整的集体劳动合同和个别劳动合同制度,在当前对非标准劳动关系却难以发挥其调整作用,因此应主要通过宏观层次来对非标准劳动关系加以调整。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

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学界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大体归为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的视角;二是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视角;三是基层民主与农民维权的视角;四是基层政府与村庄精英的视角。四个视角涵盖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需要看到,现有研究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解释模式较为单一,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劳动法律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和谐共存

《劳动合同法》在起草过程中出现了劳动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社会属性以及相互关系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能够用劳动法来否认人力资源管理的存在和是否应该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劳动法的指导思想两个焦点上.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劳动法律是否应当给人力资源管理留下足够的空间.一些学者在保护劳动者的旗帜下,希望通过国家管制的方式,压缩社会空间,在劳动法律和人力资源管理之间,应当厘清三个关系,即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不应相互替代、公权干预与私权规范要有合理的界限、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不应混淆.劳动法律所要纠正的是一种由于从属关系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结果",而不是要去改变从属性本身,这是我国劳动立法应当把握的基本尺度.劳动立法不应堵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空间,而是应通过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和加强工会力量,使两者产生良性竞争来规范这个空间的发展.劳动法律与人力资源管理和谐共存才是劳动关系和谐的基础.     

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

不能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作"民族国家文学"。与西方政教分离的世俗化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是由王权社会向民权社会的转换。欧洲形成民族国家有"国驱"和"族驱"两种方式,分别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既没有法国式的"国驱",又没有德国式的"族驱",而只有"他驱"。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民族国家。由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国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驱"带动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原来和谐互济的"国"族"关系,新"国"不偕旧"族",旧"族"不援新"国"。"国"族"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不仅决定了改造民族性成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主题,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此后中国的现代进程。为变"国"而变"族",变"族"以应变"国"之需,实为不得已而为之。清末民初的语言文字变革和"文学革命",以及随"文学革命"而来的从内质到外形的文学革新,都是为应变"国"之需而"去族性"(自我更新)的证明。把晚清以来集中体现"国"族"冲突和民族文化性格变化的文学看成民族国家文学,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引向了不归之路。     

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体制及其转型——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东欧和中国劳动体制的比较

从劳动过程理论视角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路径不仅由精英所主导,还与不同劳动体制下劳动者的态度与选择有关。将"政党—国家能力"和"技术官僚权力"两个因素补充进迈可·布洛维对国家社会主义劳动体制理想类型的建构框架中,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劳动体制包括官僚专制主义、官僚霸权主义、群众参与主义和工人自治主义。当国家社会主义遭遇普遍性的效率与合法性困境时,奉行不同劳动体制的国家的转型路径也存在差异。劳动体制为官僚专制主义与官僚霸权主义的国家因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与劳资矛盾造成民众仇视政党国家,并导致政权迅速更迭;劳动体制为群众参与主义的国家因工人阶级对政党—国家的信任并未丧失,为国家主导的渐进式改革争取了时间;而在劳动体制为工人自治主义的国家,因"政党—国家能力"与"技术官僚权力"都较弱,而走向了地区的自治与分裂。     

论中国农民的劳动价值及其贫困根源

中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性障碍是他们付出的许多劳动没有价值补偿,长期造成农民无偿地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工人的劳动价值即使有补偿,其标准也是极其低廉的。这使我们意识到,我国9亿农民的劳动价值既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制约。新时期的农民最大悲哀就在于,他们长年劳动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困的厄运。因此必须重新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理论指导地位,赋予农民享有平等就业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并享有获得合法劳动报酬和国民待遇的一切权利。这是《宪法》和《劳动法》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权利,也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乡村振兴下农民美好生活权利保障析论 ——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建构与实现

我国的脱贫攻坚无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农民发展仍面临突出矛盾.所以,为了克服因重个人而轻集体所导致的农民向好发展要求无法在根本上得到满足,有必要建构以农民集体为主体的农民集体发展权,以使农民能够在集体中获得更好发展.而在这一权利谱系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治理效能、解除...     

世界视阈下的和谐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劳动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总体上讲,西方各国劳动关系的发展是从对立向对话、从冲突向合作、从无序向法制化方向逐渐推进。国家主导的立法干预机制、劳资双方集体协商机制、及时公正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保持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条件。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时期,建立健全顺畅、高效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应对——兼评《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实证研究——以集体协商为例》

新经济下集体劳动关系主体力量的变化和用工关系的改变,使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挑战。集体协商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力推、各方协同、职工参与”,是应对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中国方案。《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实证研究——以集体协商为例》一书,对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进行了理论拓展、实践回应和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     

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收益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收益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粮食的自然、社会与经济特性决定了农民种粮经济收益偏低;较低的种粮经济收益驱使农民的主体行为选择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发达国家粮食生产经验也表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民种粮经济收益,增强其种粮积极性.我国粮食总产量与粮食人均占有量均呈"N"形波动,呈现非稳定状态,表明我国粮食安全存在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种粮经济收益低且呈明显下降趋势.为缓解这一趋势,切实提高种粮经济效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需创建以控制种粮成本、降低种粮风险、提高粮食产品价值为核心的三维框架体系.     

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主持人语]劳动关系是就业组织中由于雇用行为而产生的关系。劳动力市场越发达,劳动关系问题就越重要。如何从制度安排上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以适应现代工作环境的变革,是世界范围内劳动关系调整面临的共同难题。从总体上讲,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的发展是从对立向对话、从冲突向合作、从无序向法制化方向逐渐推进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合作、劳资双赢的实践证明,建立健全科学合理、顺畅高效、制度化、法律化的劳     

劳动为何不光荣?

我们的国家．一直倡导主旋律。“劳动最光荣”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条谁也不能否认的主旋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不少地方和领域．这条主旋律唱的并不响．越来越多的一线工人和农民,失去了劳动的光荣感。一些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嘴上喊着“劳动最光荣”．实际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亲属子女脱离艰苦劳动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