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甲申政变时期福泽谕吉的中国观

甲申政变前,随着中法之间因安南的宗主权问题纠纷不断加深,福泽谕吉在对华观上也表现得日趋强硬。政变爆发后,福泽希望日本政府追究"主谋者"、"教唆者"、"实际活动者"清政府在政变中的责任,且提醒日本政府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期间,福泽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再次提出了中朝两国的灭亡论。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福泽认为中国的灭亡将不可避免。中法战争的爆发与福泽参与的甲申政变的失败标志着其亚洲观必然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论"转变。     

为吾有身——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基本相态解读

身体是中国古代先贤哲人认识世界的"基点",身体观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哲学对身体的认识与西方哲学话语里的身体有本质的差别。可以从身体主体性、身体整全观、身心一如论、和身体认知论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传统身体基本概貌性的解读。对传统身体观哲学内涵的发掘,既有助于以身体性来关照人生命的整全性意义,也有助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理论基点。     

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

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 ?中国现代审美文学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 ?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 ?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 ?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认为审美文学观在传入中国以后 ,一方面与老庄一脉哲学的艺术心性论相结合 ,创造了本土特色的美文美论 ;另一方面 ,也无可避免地遭到了传统道德心性论的改写。审美文学观终究难免被压抑的命运 ,功利文学观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占着上风。文章通过爬梳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关系 ,指证了道家文化作为审美文学观传入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也分析了审美文学观被道家思想所“误读”与“改造”的过程。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观

现代主义文学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本土被接受,除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思潮以及对西方现代主义(包括意象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的零星介绍为现代主义的输入廓清了道路以外,本文认为,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方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思想领地,能够接受与"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异质"的现代主义.我们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被接受的往往是在中国本土已有思想基础或者与传统文化存在着契合的部分;而完全"异质"或者观念落差太大的那一部分,则往往难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视域.文章对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观的主要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发.     

近代日本家族国家观浅析

从明治时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极力鼓吹家族国家观。所谓家族国家观,就是运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的原理,把政治权力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总家长)对国     

中国传统民众观的价值审视

中国传统民众观是中国古代及近代历史上关于民众地位与作用的根本观点和学说,它以"民惟邦本"为核心理念,多维展现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为政以德""、民心向背"等基本向度,对于当前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观、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变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80年代,由于中日两国国力相差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抱有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将中国视为"友好伙伴",为推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政界人士在保持对华积极认知的同时,也逐步将中国视为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陷入既视中国发展为"机遇"、又看做"挑战"的两难境地。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程度的亲近.王国维以"以物观物"对中国的抒情诗进行了现代阐释,他并没有排除情感之于文学的基质性意义;控以来,正是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改造.叶维廉以"以和观物"阐释中国的山水诗,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强调中西观物程序及其表达方式的差异,给这一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     

浅谈毛泽东知行统一观对马克思早期实践观的切中

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是毛泽东用中国哲学范畴对认识和实践统一理论的概括,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而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思想。马克思的早期实践观是针对近代理性行而上学而提出的,它认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包含着＂感性是活动的,活动是感性的＂两层含义。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与马克思早期实践观存在诸多契合点。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论析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包括十八个理论观点,其中,邓小平着力阐述的是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三个关系,这些阐述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这一概括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中,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对当代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概括。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社会主义的一般与社会主义的特殊的有机结合,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断裂中的传承——后现代知识观与传统知识观的关系

后现代知识观其非确定性的理论来源,在古代、近代、现代等传统知识观中都有迹可循,特别是继承和张扬了现代知识观中一些主观性和相对主义等非确定性的思想.它并非完全摒弃了以往的知识观,对近代知识观有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不仅在发展中出现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较多的吸收了现代主义中的因素,在早期以否定性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也有继承性一面.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共同倾向是对力图构建一种有着确定性和统一性的理论和知识大厦的基础主义进行批判.后现代知识观和传统知识观之问是一种否定性的继承关系,在否定的基础上进行某些继承,继承的结果是远离了现代性,表现为一种断裂的关系.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为西方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求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国国家观也因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以及国家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从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到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本质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具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是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其最高的价值追求。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其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遇到的挫折根本原因在于背离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本质属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本质内涵出发 ,结合中国国情 ,制定出合理的、灵活多样的制度设计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复归。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的现实观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文章基于马克思的现实观探讨如何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启示,即以马克思现实观的核心内涵——"实践的创造性"为出发点,突出马克思的现实观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变革和改造,这样才能突出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首先,要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明确社会实存的本质,以及还原现实,对现实客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其次,国家治理要把握理论-现实-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再次,还要运用马克思切中现实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     

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相继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基于"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解读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从民众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天皇观的内涵及其伪造性,并通过阐析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性、统合性、禁忌性以及回避战争责任意识,揭示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误区的结构性关系。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和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其国家观倾向于以个人为目的,以国家为工具。30年代后,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他们的认识发生了逆转,最终走向了"国家至上"论。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     

《礼记·王制》篇的两种生态观浅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观念极其普及,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以爱物惜命、敬畏自然为标的,由此衍射出的文化观则以、兼容并蓄、以异存同为旨归。儒家文献《礼记·王制》篇便很好地体现了此自然、文化两种生态观,其中所透显出的现代性与普世性价值,对治理当今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