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制度·实践:论法治市场经济的递进结构

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诉求.构筑法治市场经济需要从法治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次逐级推进:树立法治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明晰法治的内涵和特征,使其成为立基于公正、平等基础上获得普遍服从的善法;搭建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平台,将隐性的法治理念具象化为具有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预期;开启法治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用法治理念和制度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同时在实践中提升法治理念、巩固和创新法治制度,进而形成理念、制度、实践三级互动、协同创新、良性循环的法治市场经济.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之关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党根据新形势下的具体国情,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及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我党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实现必须有一个法律制度作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则需要一个最佳的法治理念,换言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前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涉外法治理念——时代背景、实践需求与具体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涉外法治理念,回应了当下协调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两个大局、应对新的风险与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时代命题,为中国涉外法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要贯彻落实涉外法治理念,必须加强涉外立法工作,提升涉外法律实施水平,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并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涉...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多年来,因医疗损害赔偿产生的医患矛盾突出、医患关系紧张的现象,严重束缚了医务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以科学发展观及其蕴涵的统筹兼顾思想来审视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需要从贯彻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完善相关立法、树立司法权威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法治现代化不可忽视的环节: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以普遍信任为视角

法治的本土资源,指向的是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对,体现为习俗规范、价值观、道德伦理、社会观念等.法治现代化需要本土资源的孕育与支撑,而其本土资源构筑和完善的关键,在于推动该国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向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转变.现代法治所需要的非正式制度与本土资源是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以普遍信任视角来审视法治现代化及其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法治的四个维度及其延伸

虽然法治没有确定的标准模式,但法治具有一些确定而且稳定的基本蕴涵.这些蕴涵可以概括为民主之治、理性之治、规则之治和制权之治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既是法治理念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法治理念发展的基本方向.随着现代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法治的四个基本维度需要进行相应的延伸.     

法治的变迁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法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不断提高,历经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渐次进化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制度安排、一种秩序状态、一种治国方略,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秩序追求.现代宪政将法治之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统一,为法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实现模式,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基本取向.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汲取中国传统法治营养,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完善的司法解释制度对于指导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维护法律正义,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重点剖析了支撑该制度的一系列社会因素和法律观念,并用现代法治理念对其予以评论,最后尝试以制度法学的理论视角为改革完善司法解释制度寻找新的理论根基和制度设计的切入点,以期为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