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基督教华西浸礼会在四川地区的传教活动

华西浸礼会是近代基督教在四川的较大派别之一.它于1889年传入四川宜宾,经过曲折的发展,建立起宜宾、乐山、雅安、成都四个传教区.1908年组成"中华基督教华西浸礼议会",简称华西浸礼会.该会除积极传播福音、吸收信徒外,还大办教育、医疗事业,对四川地区的社会进步有所促进.本文对华西浸礼会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梳理,揭示其在四川基督教传教史中所占的地位.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时间大致在清末同光年间，先有商人带入，后有传教士传教，义和团运动前发展缓慢，以天主教为主。义和团运动之后至宣统年间是这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天主教的数量和范围都有较大的发展，基督新教开始传入。民国前期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稳定发展而基督新教却走向衰落。其原因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基督教自身的渊源以及陕北民间信仰的价值取向有关。     

美国浸礼会近代以来在潮汕办学述评

美国浸礼会国外传教会于 186 0年进入潮汕传教。为加强传教 ,他们兴办了许多学校。浸礼会在潮汕地区的办学具有发展快、规模大、影响力强等特点。美国浸礼会在潮汕地区的办学 ,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给予他们的特权进行的 ,具有文化强制渗透的色彩 ,并通过办学使基督教在潮汕民众中得到快速传布 ,同时传播了西方文明、价值观念 ,扩大了美国在华影响 ,客观上也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 ,为潮汕地区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起了一定的作用。     

“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

19世纪 30年代 ,美国第一批新教传教医生来到了广州口岸 ,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 ,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取得可喜的成果 ,促进了西医学在华传播 ,也促进了广州西医业的兴起。但是 ,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却逐渐开始松驰、淡化 ,两者开始了离异的过程     

广学会编辑策略略论

<正>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编辑出版机构。中法战争结束以后,西方传教士在新的不平等条约庇护下,开始在中国内陆各地驻足。传教士在敌视氛围中难以扩大传教,于是重新审视先辈们的传教经验和教训,改变策略。传教士们认识到,中国历来是礼义之邦,中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这个特殊的时代,封闭的国门已经被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从1582年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为止的近200年时间里,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裹挟着西学东来,他们的传教等活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反思中国传统以道德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活动成为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剂,客观上掀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面纱。据统计,从利玛窦来华至康熙禁教的200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共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知识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这一数据一方面反映了传教士远征中国的主旨,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传教”政策客观上补充了“中学”之不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原因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迁中,中国的出版业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而出版业转型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体系传入中国,大批的西方传教士随着本国的入侵者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事业,传教士引进了近代的印刷技术与设备,这就是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和变革的开端。     

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

近代广东女子教育 ,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为开端。广东地处中外贸易要道口 ,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前沿阵地 ,也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而教会女子教育 ,则开中国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促进了近代广东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传教士作为广东女子教育的创始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新闻媒体纷纷指责基督教新教士的中国传教活动;针对这种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出引发义和团"暴乱"的"真正"原因;他们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过都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以此论证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关于李提摩太“庚款”办学问题的思考

山西教案期间,李提摩太因势利导,退让赔款,创办学堂,既出于传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主义追求,以实现其长期以来热衷于推行教育变革和创办现代大学的理想,又在于对人类民瘼福祉的关切,其所创办的山西大学堂,既打开了山西认识世界的窗口,又对山西教育近代化乃至中国近代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倡科学,批判传统,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作乱,是迷信、宗教的产物。1924年以后,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对义和团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其反帝国主义性质。陈独秀认识转变的主要原因是1924年兴起的废约运动。     

论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原因及其特点

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威诰大,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重要特点。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的文化解读——以沪江大学思晏堂为例

教会大学及其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文化印迹。沪江大学由美国南北浸信会于1906年在上海东北部黄浦江畔创办,到20世纪30年代成长为中国一流大学。思晏堂是沪江大学第一幢,也是最重要的大建筑,见证百年历史风雨。梳理思晏堂建造的历史背景,考证其建造过程,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既能提高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深度,为历史建筑保护提供线索和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大学校园建筑在不同时空结构中的教育功能、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英日同盟缘起的关系

甲午战争使列强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德国挑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日赔款为列强扩大在华权益提供了条件。伴随列强在华权益的扩大,教会势力日益壮大,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也蓬勃发展,义和团运动应运而生。列强联合镇压了义和团运动,这次联合行动为日后日英结盟提供了绝好机会。     

论1926年威林敦访华及其双重使命

"五卅惨案"后,中英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改善中英关系并征询中国各界对英国庚款用途的意见,受英国政府指派,1926年2月威林敦率代表团访华。五个月内,代表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完成任务,而后形成的报告书成为"1930年中英庚款换文"的根据,为解决中英庚款问题奠定了基础。     

浅论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异同

本文主要通过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对比分析,揭示二者在性质、信仰、组织、地域以及成员构成上的不同特点,并剖析了这些特点的成因及其影响.     

北京传教士团与俄国早期汉学

北京传教士团是 18世纪初沙俄政府直接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会组织 ,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 ,窥测清政府的政治动向 ,为沙俄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实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正是它负有的这个使命 ,使得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多出自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和留学生中。他们的汉学研究为后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