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 "酒" 之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建构中的紧张与蒙培元的化解之道

冯友兰使"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第一次具备了系统、完整的面貌.但是,这一学科体系在建构中存在着"结构性或框架性的解释失误",始终没有处理好"西化概念"与"中国境界"之间的关系.在冯门诸子中,率先彰显冯友兰情感、境界之学的人是蒙培元先生.     

马克思研究:"解读",还是"解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反思"课题

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学术主旨.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是"解读"而非"解构".回到马克思,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与科学问题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结合,同时还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学词"与"词学"的分化

晚清时期的词创作和词学研究体现出"学词"与"词学"并存的过渡特征.词作中存在明显的学问化倾向,往往成为记录词学成果的载体;而在词话、词选中,探求学词之法又是最主要的内容;造成了词创作缺乏性情,词学研究过于偏尚技术等种种弊端.随着现代词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二者逐步疏离并分化,标志着现代词学学科的独立和学科意识的自觉.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     

论古代造物艺术中的"动感"形式与情感的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心理学一直非常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对于主体情感需要和态度的思考、抒发以及掌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和特点.因此,反映在造物艺术审美方式和态度中,也因不同时代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趋向而有所差异并各有特色.本文主要从人的情感的自发和人对情感的自我控制与平衡两方面,着力分析中国古代造物艺术中"动感"形式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即:情感的自发与"动感"表现形式的一致性;情感的控制与平衡塑造"动感"形式的适度与和谐.由此增强对当代造物艺术中"动感"意识的认知.     

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

近年来,在建构具有当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化等同于"马克思学"化的片面理解,它根源于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在理论界域上将"马克思学"等同于或主要限定为"文献学考证";在理论范式上将"马克思学"看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真正科学研究类型;在理论旨趣上将"马克思学"看成是同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不同的纯学术研究.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苏联模式"的显性意识形态,决不能走入"马克思学"的隐性意识形态,而只能"历史科学"化.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文献学考证、文本学解读、思想史诠释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三是思想史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历史意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批判性重构

行政学研究的非本土化与非规范化这一"双重困境"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的共识性认识.但既有反思性研究普遍缺乏对行政学研究的历史意识考量,这正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认同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历史意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化解社会科学身份危机的学理资源.对于新近引入的公共行政学而言,更应该注重历史意识的重要作用.强调时间上"共时思考"、地域上"地方知识"、方向上公共关怀、旨趣上批判意识和态度上价值承诺的历史意识,应该成为重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文学理论学"及其他

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界缺少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董学文教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就是一项难能可贵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围绕着对于《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的基本评价,笔者提出了"一学三支论"的新观点.所谓"一学三支",就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至少有三个分支学科,即学科理论、学科批评和学科史."文学理论学"应包括"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批评"和"文学理论史".还认为,"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错误观念,应废弃"文学"称呼,将"文艺"作为"语言艺术";应废弃"文学学",保留"文艺学"."文艺学"不等于"文艺理论",它的内涵要大得多,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应保持"文艺学"的独立性,严守"文艺学"的边界,防止"文化研究"的收编.     

艺术起源理论的中国形态——"中国美学:1900～1949"研究之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美学在展开自身现代理论建构时,追踪、仿效西方美学相关知识,集中探讨了"艺术起源"这一问题.把艺术起源归于劳动实践或游戏或同情,就是现代中国艺术起源理论的三种主要形态.其中,"艺术起源于劳动实践"观点的影响最为广泛;"艺术起源于游戏"观点则直接反映出西方近代心理学家的重大影响,其基本理论资源是席勒、斯宾塞的"精力过剩说"和谷鲁斯的"练习说".而"艺术起源于人类同情"观念之所以能在中国美学现代理论建构中产生具体影响,与其特别重视人类情感研究不无关系.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