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女真与高丽朝贡关系考论

高丽显宗以前,女真与高丽并没有建立以女真朝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关系。显宗以后,女真几乎每年都要遣使向高丽朝贡,高丽则在给予女真相应回赐的同时,对女真首领进行册封并按臣下之礼接待女真使节,正式建立了具有政治从属地位的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是在女真与辽朝朝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既向辽朝朝贡又向高丽朝贡的性质;女真向高丽朝贡,以经济性活动为多,政治性活动较少,且多为女真主动向高丽朝贡,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女真与高丽建立朝贡关系,有利于女真和高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为女真起兵灭辽和反过来令高丽向自己称臣纳贡准备了条件。     

读《黑龙江古代民族关系史》

方衍主编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关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每每读之，总有一种“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之感。 其一，一手的资料，立说有据。 君子论事援其本的。民族或民族集团，其初期的几个或数个民族或部族，经过政治和经济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往往为一个强大者所统一。比如，辽朝东西朔南，臣服的诸国和部族，不可谓不多，《辽史》记其属国５９个。（这里所说的属国，即民族或民族集团）。经过本书作者考证有６０余国。兴宗重熙十七年（１０４８年）三月条载的铁不得国，圣宗统和元年（９８３年）五月条载的敌毕、迭烈；…     

17-18世纪东北边地族群朝贡活动

后金建国前,已开始经略东北边地族群地区。清入关前,主要以朝贡制度统辖边地族群,由于满族(女真)统治者奉行"重威辅恩"的治边思想,要求朝贡成员按时贡纳数量不菲的贡品,若有拖延、反叛,便以武力征讨之,从战争中获得大量人口、牲畜和皮张,以补充兵源和国力,表现出北方民族实行"强力统治"的政治传统。皇太极时期,在东北边地族群朝贡制度运作过程中,出现编户、设佐的新因素。清入关后,沙俄入侵,加速了满族统治者以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统治东北边地的进程。到康雍时期,东北边地族群朝贡制度最后为民族地方建置所取代。     

松花江畔的突斯克──黑水府、贫奴里部、考郎古城址

在黑龙江省同江县乐业公社,即今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处三江口上方的松花江南岸。有“突斯克”地名。这里有古城址。我们认为它可能是我国唐朝黑水府的故址;又是辽朝五国部之一盆奴里部住地;还是明朝海西东水陆城站第八城考郎古城。这些都是我国历代封建皇朝经营与管辖黑龙江的重要历史见证。它们的具体位置至今尚无定论。下面,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请读者指正。 黑水府 《新唐书》记载黑水　　说:“开先十年(公元722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及其与各政治集团之关系——以侨义成郡为中心的考察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扼长江中上游北鄙门户,政治地位十分突出,其沿革与各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关系密切。咸和七年,陶侃以桓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置侨义成郡。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与义成郡统辖权的归属紧密相关。义成郡统辖权在不同名号的襄阳地区军府和其他军府间频繁地转换,关键在于义成郡军事化的＂乡族集团＂是襄阳地区军府所仰仗的重要力量,而其他军府（主要是荆州都督府）欲削弱或省废襄阳军府时,则往往先将义成郡的统辖权收归己有。义成郡统辖权的转换,见证了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和各政治集团斗争的经过。     

百济与南北朝朝贡关系研究

百济在与高句丽、新罗争雄朝鲜半岛期间,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分别建立了朝贡关系。百济在与南朝和北朝不同政权的朝贡中,其朝贡的特点、目的存在较大差异。百济对南朝朝贡主要是出于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对北朝朝贡则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求。     

南北朝之前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研究

在南北朝之前,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经历了西汉、曹魏、东晋十六国三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总体上表现为朝贡、册封体制下的臣属关系。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明朝在南海诸国实行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明朝倡导"和平"、"非攻"的国家交往原则,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当时新朝皇帝的国家航海战略有密切关系。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完全以维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为根本出发点,秉承如此初衷,明朝在南海甚至印度洋的海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古代封建帝国维护南海周边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对当代中国实施海洋战略有示范意义。     

隋代总管府制的发展与废止

总管府制是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皇、仁寿中，适应着南、北两地区的统一局面，总管府制得以全面推行。总数达３６个的总管府分别统辖若干个州级行政区，成为地方上最高权力机构。其职能是既管民事，又理军政，属于地方集权的管理模式。总管兼任驻在州的剌史之职，并以驻在州的全名作为该总管府的专名，此乃隋时这种地方行政制度的显明特征。隋朝总管府制废止于大业元年     

金代北疆重镇─—蒲峪路治所

辽阔富饶的黑龙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世世代代用血汗浇灌了这片肥沃的土地。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央政权就在这里设置完整的行政机构,进行着有效的管辖。之后,历朝政府继续在此设官治民,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十二世纪初,满族的先世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对黑龙江流域进行着统治。金的前朝都城称上京,即今阿城县城南白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属金代上京路所辖的蒲峪、胡里改和恤品(速频)路管辖。在今克东县二克山下,乌裕尔河畔,有座金代的北方重镇,即蒲峪路故城。“路”是金朝行政区划名称,相…     

明代纺织品流传日本之研究——以入明僧策彦周良为例

在明代中日关系中，纺织品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其中又以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为主。本文主要以两次入明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使臣策彦周良为例，以其朝贡日记《初渡集》为基本素材，分析和研究明代中日纺织品交流的特点。总的来说，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政府赏赐、友人馈赠、使臣自购以及走私贸易等。而赏赐品中以丝丝、文绮、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等为多见，馈赠品以便于携带、轻巧的手巾、帽巾、手套、枕盖等为主，使臣自购物中尤以红线、毡毯为多。     

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

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嫁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汉代边塞的档案管理--以居延边塞为例

汉代实行郡国上计制度,规定地方郡国每年、边郡每三年向中央上报由本行政区域的各类档案汇集而成的计簿,作为中央考核地方政绩的依据。郡国用于上计的档案是由县、乡各级地方行政逐级上报汇总而成的。而汉代边塞的档案管理制度则是上计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边塞档案管理制度在边塞行政中的首要任务和作用。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天地之间：东汉官员的双重责任

自秦朝至清朝,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其上级负有义务,而且代表地方利益。这样的结构性特征被称为“双重责任”。对上负责可以在韦伯的官僚科层框架中得到理解,但无法解释官员对地方利益的维护。本文通过研究东汉时期地方官员的双重责任,分析官员如何维护地方利益。基于对东汉时期政府结构、政治思想和晋升制度的考查,本文提出三种解释：实际需求、儒家意识形态和声誉机制。此观点在实证中得到一定支持。运用东汉时期的官方档案和古代碑刻等原始资料,本文对韦伯有关中华帝国治理制度的分析提出质疑,并对存在了2000多年的“低效率”机制背后潜在的社会合理性提出了新的见解。     

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

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也居住有不少来唐的日本人,这些来唐日本人包括遣唐使及随船带来的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唐都长安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积极开展朝见皇帝、进献贡物、读书学习、访师求友、收集书籍等活动,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