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死因质疑

李鸿章死于何病?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撰写的《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名《李鸿章》)的传记中明确写道,系因“忧郁积劳,肝疾增剧,拊心呕血”(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78页)致死。解放前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述(如韦息予的《李鸿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在言及李鸿章死因时均袭此说。但据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中数十件有关李鸿章晚年的病情未刊电稿,我们认为梁启超此说     

《仁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代表作《仁学》是戊戌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仁学》是一部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诞生的作品，其激进的反封建思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对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思想的破产——试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三个阶段

梁启超一生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戊戌变法时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萌芽时期.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概括出报纸是国家耳目喉舌之用的新闻观点,集我国19世纪下半叶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之大成.二是辛亥革命前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发展期.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并分化为阶层,梁启超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学说,提出了典型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系统,即形成了     

论新史学中的传统因素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在近代举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它借鉴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但探其源流,新史学有着深层的传统经世思维根源,其目的仍然是经世致用,并在新史学后期出现了向传统的回归。新史学是传统的经世思维与西方先进理论学说融合和创新的产物。     

为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读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

陈其泰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研究，已撰有《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清代公羊学》、《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梁启超评传》等书。最近又出版了《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增订版)、《史学与民族精神》(均由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部新著。这两部著作突出地反映了作者在史学研究领域转换视角，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进行深层次的开掘和现代的审视，并取得了极具价值的创新成果。     

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

新文化史学是最近30年西方史学领域里引人注目的新探索。赞赏者认为它是继传统史学、新史学之后历史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甚至认为这种新探索和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其他的新变化一道预示着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反对者则认为它是“凝视肚脐的思想游戏”,使史学变得虚无不定。本文基于对新文化史学作品的分析,认为其中呈现的独特历史形象,不止是某几个学者的个人兴趣,而是针对史学内部的问题和外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而进行的创新。其实践体现了开放的学术精神和综合地再现历史的研究取向。因此,虽然断言新文化史学开拓了新的史学范型似乎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代表了现代历史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方向。     

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

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诸人。齐思和准确判别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将西方史学最新的理念方法传输国内。在此基础上,齐思和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阐述,构建起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方法论体系。齐思和对民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评议,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指示其发展方向。齐思和对西方史学潮流的体认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把握相互呼应,折射出20世纪史学新旧转换的必然归趋。     

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回顾与分析——兼评国内西方文化史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史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时代、新史学时代和新文化史时代的发展过程.在传统史学时代由于政治军事史占主导地位,文化史研究被边缘化.新史学时代是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科学技术革命给文化史研究带来了转机.新文化史时代把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转向了社会文化的范畴,注重跨学科研究.虽然国内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繁荣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滞后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大众文化研究、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多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等问题的认识上尚需深入研究.     

梁启超的“史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析论

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用戏剧性的手法揉合了世界历史、地理、当时的新学理、新事物、世界局势、中国处境、梁氏的救国志业、大同理想，是一首元气淋漓，具有“史诗”特色的作品，很足以代表晚清文学的恢宏气度。该诗是其“诗界革命”、“新意境”、“新语句”理论的具体实践。诗中充满革新图强，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又对未来中国充满希望，展示了极其辽阔的视野和壮观的气势，体现了他改良家的广阔胸怀，给人以大气磅礴的感觉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新史学的总体史追求——兼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

２０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最大事件是以年鉴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及其巨大成功。年鉴学派新史学是对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总体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总体历史观、跨学科方法与历史综合研究是年鉴派新史学区别于传统的兰克史学的重要标志。在年鉴派发展的不同时期，年鉴派历史学家对总体史的理解和把握又显出差异。总体史追求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的探求，对总体史的追求使年鉴派史学家在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开展专题史、区域史研究的同时，综合到总体史的框架之中。本文还对《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一书进行了评介     

重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探索的阶段性重大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形成。但这种哲学形态不是通过这一部著述就完成了建构的,其中相当多的思想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思想发展中、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变迁中得到拓展、深化、变革和修正的。从思想史的视角就"意识形态"的内涵变迁、"消灭哲学"的含义辨析、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握、资本批判与"共产主义"建构等进行对照和梳理,可以从中凸现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同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提供了理解和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参照系。     

理解习近平国际政治思想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开展国际交往实践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习近平国际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内核,阐释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其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创立、发展和中国化三个历史时期。本文认为,习近平国际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需从理论内核、历史源流和实践生成三个维度来对其进行理解和认识。     

鲁滨逊“新史学”思想述评

现代美国的社会变化是鲁滨逊＂新史学＂思想产生的土壤。其史学观点之＂新＂突出表现在：应当大大开扩历史研究的范围;必须引进和借鉴其他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历史研究应当追求实用价值;应当用进化论来考察历史。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突破了西方传统史学裹足不前的陈旧樊篱,顺应了西方史学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但他把进化论视作＂新史学许多重要方面的基石＂却是不恰当的。     

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转型的促进和影响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进化史观传入中国后 ,成为猛烈批判旧史学的思想武器 ,中国史坛由此提出了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和主张。进化史观在五四时期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范围仍然最为广泛 ,影响力也更加深入。进化史观在五四前后中国史学转型、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 ,依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源流、特点及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重商思潮体现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述中,在理论上属于晚期重商主义的范畴。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具有反侵略、反洋务派干预的特点。它对封建经济教条的批判、对促进近代经济思想的变革以及对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使它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重商主义理论既流于纸上谈兵,又未能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视,加上其理论的自身缺陷,因而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     

《德国古典哲学》读后

《德国古典哲学》(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6年,334页)是A.B.古雷加的又一部新著。提起古雷加,中国读者都比较熟悉。他撰写的《黑格尔传》、《康德传》、《赫尔德》的中译本均已分别于1978、1981、1985年出版,《谢林传》的中译本不久也将问世。除上述传记性著作外,他还著有《德国唯物主义史》(莫斯科,1962年;柏林,1966年)和《美学史》(莫斯科,1974年)。这些专著资料翔实、观点全面,颇得苏联国内外读者好评。据作者自己说,本书是在上述著作的基础上撰写的,是作者30多年研究的总结。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     

读何休《公羊传解诂》札记一则

汉代儒学的阴阳灾异说,是董仲舒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东汉时期,这一现象更是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儒学自身的更新发展。拿何体《公羊传解诂》中所体现的思想与《公羊传》本身精神相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对我们把握两汉社会政治的特征也不无稗益。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于其弟子齐人胡子都著于竹帛。”这里说明了,一、《公羊传》思想渊源来自七十子后学。二、开始时一直在同一家庭中口头相授。三、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形成文字。因此,《公羊传》中所体现的灾异思想是西汉景帝时特定的灾异思想,而何休《解诂》中的灾异思想反映的则是东汉后期人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