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咏三国诗的时代文化烙印

宋元咏三国诗受整体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影响,其文化内涵与唐代咏三国诗同中见异,呈现出印有时代文化烙印的个性特征。其中扬刘抑曹的道德评价,重贤兴国的理想寄寓,超然尘外的心态袒露等文化意蕴,颇耐人寻味,值得探讨。而这又在评价标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诸方面,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奠定了其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特有地位。     

对“循环阅读”批评方式的尝试——重演《三国演义》

本文论述了“循环阅读”的操作方式及其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不同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极为明显,故而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与文本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发现文本生成的逻辑轨迹;又由于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实际建构者,他们的文化心态与人格结构对文本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只有在文本与士人阶层具体价值取向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揭示文本蕴含的文化意蕴。作为例证,文章分析了《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与特定文化语境及士人心态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这部小说是在“道学”语境中用通行的士人话语对“三国”故事的重写     

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汉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等因素是汉末士人择主心态出现的背景.士人的择主心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一为躲避祸害.士人择主而仕的心态对士人本身和君主以及汉末三国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纵横既黜,退赋家:论战国士风流变对赋家主体人格的影响

战国士风的流变影响到汉代士人的主体人格和心态 ,主体人格和士人心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 ,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是探索汉赋文体特点及其成因的新视角。     

唐代落第诗所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

科举落第,是士人在仕进之旅遇到的一种重大打击。“落第诗”记录了士人们落第时刹那间的心灵感受,再现了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层面。唐代落第诗集中反映了士人的情感特质:诸如无人援引的悲哀和失意不平的愤慨,思乡时表现出来的回归意识,怀亲时流露出的不能光宗耀祖、尽孝父母的愧疚以及羁旅行役的沧桑感和精神上漂泊无根的苦楚。关注落第诗中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士人和唐诗。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

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从文化形态学入手,首先判断中日基本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基本文化形态来说,中国前近代文化为"先进自主文化",近代文化为"自主文化";日本前近代文化为"后进学习文化",近代文化为"学习文化"。从文化特质来说,中国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日本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尚"实"。从文化心态来说,中国前近代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日本前近代以"小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逐渐过渡到"大国文化心态",乃至"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中日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士人心态的探讨,多以"遗民"或"贰臣"的身份进行归类,但"遗民"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遗民心态",这种概念先行而形成的文人集体意识无形中简化了其易鼎之际的焦虑。文人在观剧及与伶人交往时,曾立足于重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将易代之感融入观剧诗中,其中既有自饰的倾向,又有不自觉的心灵写照,均依托于戏曲发展的成熟,进而形成了明清之际观剧诗的独特之处。     

高校非主流文化探究

高校非主流文化是一个文化支流,对高校学生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作用。本文从文化多元的视阈出发,基于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个层面探讨了高校非主流文化的内涵,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四个维度探寻高校非主流文化的产生渊源。     

"咸通"以后诗风流变的多元特征及其成因

唐懿宗咸通以后,军阀割据,宦寺猖獗,朋党构祸,文学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文人命运急剧恶化。在乱世政治文化的持久震荡下,诗人人格发生了多重蜕变,儒道精神与皇权意识丧失殆尽,追名逐利的仕宦人格与避乱出世的隐逸人格皆背"道"而驰。人格蜕变的多重性决定着诗风流变的多元走向,唐末诗歌或浅切,或鄙俗,或清丽古雅,或苦吟僻涩,清浊俱下而缺乏主流,其轻浅纤微的艺术风貌无疑是唐末诗人凄楚无奈的人格反映。     

20世纪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文化心态分析

“地之子”的自我形象与“乡下人”心态 ,是生活和创作于 1 930年代“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的一批诗人作家们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化选择、向往“自然”、“原始”美的审美趣味 ,以及坚守纯文学立场的文学信仰等多方面思想内涵 ;同时 ,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     

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

汪曾祺小说语言极富口语色彩,这表明他努力返回民间日常生活的本相,力图恢复个体文化属性的意图。另一方面,汪曾祺小说语言并不等同于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而是具有极其浓郁的文化诗性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汪曾祺力图彰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的艺术动机。     

杨万里写景咏物诗的艺术开拓

杨万里的写景咏物诗占了其现存诗歌很大比例,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写景咏物诗的新境界,对后世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主要艺术开拓表现为：用诗化心态体物察人,用细腻笔触写景咏物,用组接艺术创造意境,用通俗语言抒发情感。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     

明代文学生态与帝王的诗歌态度

封建体制下的至尊君王对诗歌发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明十六帝,勘荒仁暴,群象各异,但对于诗歌却没有太大兴趣,部分君王虽以形式各异的赋诗、赐诗行为维系着自己作为国家文化最高象征的天子形象,但这种诗歌行为大多有着逸出文学指向之外的政治色彩和文化意义.明代君王对于诗歌并无特别的爱好,更无着意的提倡鼓励,而此则成为明诗难及唐、宋的一个重要因素.     

媒体变化与审美文化的品位追求

近年传媒的发展带来当代审美文化的重大变化 ,但往往造成其产品在历史的、人文的、诗意的因素缺失。如何使商业资本规范的运作 ,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述评

在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决定个体行为和价值观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变量,寻找人类心理和行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文主要论述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定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研究方法;对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研究的文化局限、测量的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评价。并对其研究的意义提出了新的展望。     

唐前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江南

在唐前的历史地理中，“江南”通常是以楚国为背景，指的是长江中游的南方地区。直到东汉末年，“江南”才开始较多地指称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这时候北方人对江南的认知是瘴厉横行、刀耕火种的落后区域，而在生活中，江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但在诗歌地理中，“江南”很早就指称今江浙一带，轻松愉悦的江南民歌改变了文人对江南的想象。东晋南渡以后，以浙东山区、浔阳乡村和江汉水乡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进入诗歌并成为审美对象。美丽多情的水乡女子、轻快活泼的采莲场面、奇峭疏朗的山水景观和宁静闲适的田园风光构成了诗歌江南的一些经典意象。     

宋代元宵词中的士人心态

宋代元宵节是一个集商业活动、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盛大节日。以表现城市生活面貌为主的元宵词成为宋代词人透过繁华表达各自不同内心感受、思考社会人生的载体。宋代元宵词主要反映城市的元宵节盛况,是宋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岁时文化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