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

建立在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基础上的金融化催生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脱实向虚"问题突显。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中循环和扩张,使得纯粹虚拟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必然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发展,弱化资源流动和配置中金融杠杆的作用,同时,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将加剧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只有抑制经济金融化,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吗——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在考虑内生性、改变政治关联和企业金融化的衡量方式、更换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绩效是政治关联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方式;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高壁垒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更为突出。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特征研究

通过对本阶段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的统计发现,中国目前的激励方案存在等待期偏短,行权约束条件较为单一等问题,这将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对样本公司股权结构的统计发现,进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具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等与理论相矛盾的特征。而对样本公司盈利能力的统计则发现。目前进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具有盈利能力较好。但股东收益能力较低,并且股价相对较低,据此确定的股票期权行权价也会相对较低的特征,总体上有利于管理层的利益。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上市公司终止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从2006年开始实施规范的股权激励,至2012年底已经有377家公司先后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与此同时104家上市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之后又宣布终止实施。对于上市公司为什么会终止股权激励,国内尚无研究。从公司公告给出的解释出发,实证检验其终止股权激励的合理性,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分析可能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公司终止股权激励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股票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不佳,以及股权激励时对高管和核心员工的分配差异。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需求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企业成本弹性

当前,我国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困境。在此宏观背景下,深入探讨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基于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需求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成本弹性的影响,并分析了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弹性正相关,尤其是在企业需求下降之时;(2)股权激励缓解了需求不确定性所引起的成本弹性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企业需求上升之时;(3)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4)进一步地,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具有“壕沟效应”,过度激励可能适得其反。上述结果表明,在需求不确定性增大的环境下,企业可以适度、合理地利用股权激励手段优化“成本管理”的预期效果。     

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以2006—2008年公告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将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视作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股权激励强度越高,股权集中度越低;反之,股权越集中,则股权激励强度越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2)考虑到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司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3)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公司治理、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2008-2011年沪深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四个维度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数,采用GLS模型计量权益资本成本,考察了公司治理、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会计稳健性减弱了公司治理在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治理与管理层激励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基于对股权分置改革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文章进一步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股东、高管人员的行为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影响,最后对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管理层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提出相关建议。     

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挤出机制

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08—2017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金融化并不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过度金融化却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控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挤出机制上看,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源于“现金流竞争”而非“产品市场竞争”;异质性上看,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资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的挤出更明显。通过识别金融化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异质性特征,为推进创新驱动提供了逻辑借鉴。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的激励和监督

依据博弈论原理，针对我国建筑企业的施工项目实行项目管理的情况，对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模式作了研究，提出应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并通过系统地建立监督来确保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有效性．     

放权与监督--浅论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激励与制约机制

村干部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广大农民与政府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目前村干部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发展所带来的新形势、新情况给村干部管理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要充分发挥村干部的有效作用就应该放权与监督双管并下,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夯实基础。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论我国城市管理中的公共权力与公平

在我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机会公平、财富和资源分配公平受到严重扭曲,城市公权以恶性方式扩大了市场机制和竞争带来的必然差距,降低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危害着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城市管理中,必须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健全监督体系,扩大公民参与,以民主化矫正公共权力的偏离,实现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