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唐代刺史与旌表制度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唐代旌表制度上承两汉,下启两宋,具有非常明显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唐代中央和地方刺史的大力提倡与"教化"下,唐代的旌表制度更加系统和完善,旌表的规模也更为庞大,对维系唐朝的统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唐代旌表行为的泛滥,也使旌表制度走向了"异化".     

关于两汉刺史制度的几个问题

两汉刺史制度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发展起来,在武帝元封五年正式确立,并以其独特的"居无定所"、"分部行刺"、"秩卑权重"为两汉吏治清明提供了很好的保证.但同时剌史制度也在刺史的不断越权中异化,逐渐成为中央统治上的隐患.东汉末年,刺史州牧藩镇割据,两汉刺史制度寿终正寝.可以说,保证刺史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是刺史制度良好运行的关键.深入研究两汉刺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为我们今天的监察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汉代图书市场述论

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持续繁荣,政府重视与扶植文教事业的政策,以及贩运商业的发达与物质层面商品市场的成熟,是汉代图书市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三大因素。当时的图书市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图书市场虽由"图"与"书"两大门类组成,但并不均衡,而以后者占据主导地位;符合图书市场交易规则的直接贸易形式虽已出现,但间接交易活动仍很普遍;图书市场受政府干预较多,且市场辐射力相对弱小,仅局限于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地域。尽管如此,汉代图书市场依然作用重大,在促进学术繁荣、文教事业兴盛的同时,带动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书写材料的改进,对社会习尚也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汉代礼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权的无上权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     

汉代身份继承制度探析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为汉代继承制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汉代身份继承法主要体现在宗祧继承、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汉代身份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汉代戊己校尉述论

设置戊己校尉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举措,其所以以“戊己”名之,乃因五行 相胜说,取制胜匈奴之意;汉屯田车师,在宣帝时已有,但戊己校尉之设则始于汉元帝初 元元年（前４８年）;戊己校尉之设起于车师屯田,故其职亦以屯田为先。此外尚负有安西 域、制匈奴、保障丝路北道畅通的责任;戊己校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但在处理 西域事务时,仍须受西域都护节制。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汉代郡域巡视制度初探

巡视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不仅建立了完善的中央巡视制度,而且郡一级的巡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汉代设督邮一职,专门对郡属县域分部进行巡视监察,和中央巡视制度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巡视体系.汉代郡域巡视制度对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澄清吏治、推广教化、选拔人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汉代行政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为后世继承并不断被发扬光大.     

论法家思想在汉代的隐性化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法家学派在秦汉时期悄然消失了,但法家思想依然存在,而且在帝国政治中起着支配性作用。除了对秦帝国政治体制的沿袭以外,法家思想中的理性化取向对于汉帝国现实政治也具有儒家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仅那些政府要员要利用,就是所谓儒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改造。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民本思想与汉代的统治政策

汉代思想家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主要在民为立国之本、民心民意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执政者应重视人民的利益甘苦和为人民谋福利等方面,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种民本思想对当时的统治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重农政策的大力推行即是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取代了西周的奴隶制贵族政治一直延续到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他统率的各级官僚机构手上。其演化过程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日益僵化,也显现了循环往复式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是战国时生产力发展和地主经济的需要,到明清,它成了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而又无法与无力因时变更,终于被历史摈弃。     

道家思想在东汉中后期的发展

东汉中后期 ,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儒家经学受到冲击 ,社会批判思潮兴起 ,而富有批判精神的道家学说也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张衡在提出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及其人生理想观理论时 ,对道家学说多有取资。马融、郎、王符、仲长统、郑玄等人也都对道家学说有所借鉴和发挥 ,表现出道家的思想情怀 ,道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荀悦在《汉纪》、《申鉴》中 ,重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 ,强调遵从天道 ,其中不乏道家的自然主义因素。受道家辩证法观念的启示 ,荀悦主张“通古今” ,强调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强调直笔意识 ,此举不能说与道家的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和抱朴守真思想无关     

张家山汉简律所见汉代父权

张家山汉简为我们认识汉代父权提供了新的资料,比对张家山《二年律令》简,对于父母有卖子权、杀子权、财产管理权等汉代父权之传统研究论断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

“故不以实”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吏行政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在汉代的鞫狱、廪给、上计、虏获、奏闻、度田等问题上有突出表现。为维护封建统治 ,最高当权者设置了相关监督机构 ,制定了相应的条例法规 ,颁行了有关诏令旨意 ,采取了一系列巡查、惩治措施 ,企图遏制这种诈伪欺谩现象的蔓延。但是 ,或因奉旨办案、有法不依 ,或因官吏舞弊、处置失措等 ,大都收效甚微 ,结果并不理想。其根源 ,乃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缺乏有效的官僚管理与监督机制。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论明初监察制度的若干特色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监察制度在明初进一步完善,而且颇具特色,它在明王朝的创建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对明初整个政局也有重大影响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