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议会迷病申论

近年来,史学界在充分肯定宋教仁的历史功绩时,往往倾向于否认宋教仁在政治上患有议会迷的病症。诚然,抓住宋教仁的妥协倾向而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妥当的;把宋教仁称之为民国第一罪人,是国民党同仁的偏激之词;至于那种把宋教仁和修正主义相提并论,批之为投降派的作法,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作为否认宋教仁患有议会迷病的根据。而且我们研究宋教仁的议会迷病,主要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考察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事实上,宋教仁的议会迷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软弱性在政治上的客观反映。而本文在考察宋教仁的议会迷病的时候,也不仅仅局限于宋教仁其人。一、关于议会迷的病症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主张议会民主并不就是议会迷。现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议会民主     

宋教仁的农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宋教仁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第一任农林部总长,对发展农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宋教仁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宋教仁主张从加强农业理论方面的研究、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提高农业生产力、设立金融机关和教育机构、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促进农业现代化。研究宋教仁的农业思想,对于我们当今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教仁哲学思想倾向简议

以往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只作唯物与唯心的绝对划分,而忽视具体思想结构研究。在宋教仁思想研究方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1961年,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人认为宋教仁是唯物主义者,1987年,在纪念宋教仁诞辰10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有人认定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对人物思想作这种绝然划分,往往易陷入矛盾。本文认为,宋教仁的思想唯物与唯心互相柔杂,甚至“混然一团”,这是铁的事实。因而,我们只有在探索其基本倾向同时,着重研究其具体结构。才能窥其真貌。     

宋教仁与民初法制

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新篇章。这次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宋教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试图在中国最早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倡导者、组织者和织极推行者。他与民国初年的法制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律制度,不能不研究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制院第一任总裁的宋教仁的思想和活动。 宋教仁(1882～1913年),湖南桃源人。字(?)初,又作钝初,号渔夫。宋教仁宣传和创制资产阶级法制的活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从1904年底赴日留学到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阶段宋教仁的主要活动是抨击清朝统治者的立宪骗局,热情宣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     

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３２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     

论宋教仁的国家结构观和地方制度观

自武昌起义至被刺身亡,宋教仁的国家结构观和地方制度观经历了二次转变。1911年10月至1911年12月,宋教仁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结构,1912年1月至8月,宋教仁改变立场,主张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行中央集权,1912年8月至1913年3月,则又逐渐趋向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地方分权。宋教仁每次转变,都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     

宋教仁留日时期的思想特点

宋教仁从1882年出世到1913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三十一年中,有七年留学日本。这七年正是宋教仁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1904—1911)的风华正茂时期,为其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因此要研究宗教仁,就不能不探讨他在留日时期的生活、学习、革命活动和思想风貌。 宋教仁踏上留日征途是1904年12月5日,与其说他是赴日留学倒不如说他是逃避追捕。这年秋天,华兴会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作为封会长的宋教仁频繁活动,不料临近起义日期却事机败露,宋教仁被清廷四处通辑。万般无奈,宋教仁才在上海黄浦江口踏上赴日的轮船,怀着沉重的心情乘风破浪来到了当时正向世界(足屈)起的日本。这时,在留学生中正在展开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宋教仁一到东京,就被这种革命热潮所感动,一洗起义失败后那种悲伤激愤的心情而代之以火热的革命斗志,他更名桃练,继续开展反清活动。他和黄兴一起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联络留学界百余人,从事民族革命。留日湖南学生组有同乡会、湘西学会,他经常社会演说:留日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也经常留下他的足迹,并充任该会的书记。宋教仁还担任了《白话报》历史、地理、论说、时论四门的主笔,不断为其撰写文章。为了磨练革命意志,他常往黄兴组织的体育会练习打靶、骑马、舞枪。190     

宋教仁与湖湘文化

从沅水之滨桃源甘谭走向全国和世界的宋教仁,是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辛亥革命主委领导者。其为国为民的革命业绩与事功,堪称遐迩皆知,亦曾引起訾议。本文试图从家教仁与湖湘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宋教仁一生革命实践的主要特征,从而重新审视其革命事功。笔者认为,宋教仁之所以能在近代民主革命浪潮的摔打中迅速成长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主要源于他那颇具特色的务实与创新精神。务实是他对湖湘文化传统的继承,创新则是他对湖湘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充实和发展。     

宋教仁选举思想探析

宋教仁选举思想源于在留学日本时学习到的西方宪政理念以及国内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实践的推动。内容包括人民平等选举权思想、选举制度建设、选举人资格设定以及服从选举结果的原则等。其参与的选举活动包括组建国民党和组织国民党参与国会竞选。宋教仁的选举思想兼顾了制度建设和实践性特点,展开选举巡游,体现了积极的政治妥协的选举策略,成功赢得了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通过选举和平夺取政权的民主宪政理想最终在民初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中幻灭。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吉林辛亥革命史料拾遗

有关廖仲恺、林伯渠、熊成基、吴禄贞、柏文蔚等同盟会员在吉林省的活动情况已有多种史料、论著载记,无庸赘述。本文仅就各省政协文史资料刊载的其他革命党人在吉林活动的有关史料,稍加整理,提供史学工作者参考。宋教仁离吉后的踪迹大约在1907年的6月,宋教仁联络割据吉林省桦甸一带的团练首领韩登举失败后,不得不离开东北。他化装成日本人取道朝鲜,还取了个日本名字叫桃源宗介。宋教仁在朝鲜清津结识了革命党人卞秉灿,并在清津被日本招来修建码头的数百名我国山东籍工人中宣传革命     

宋教仁政治思想述评

本文主要从国体、政体及政党政治的角度来阐述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以期对民国初期的政治理论及实践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刺客与政客——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与民初政局

引子1913年开春,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举。新一届国会大选业已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此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问鼎总理,势不可挡。恰在宋教仁北上之际,却不幸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政党领袖身体的消亡,注定演化成政治事件乃至于军事斗争。这看起来像是1913年事变逻辑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民国呈现出一片溃败之势。     

宋教仁历史定位论析

宋教仁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有着坚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节操的杰出政治家、出色的革命宣传家,还是一位极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侵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反帝救亡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是宋教仁思想与行为的重要特色,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传统.     

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

一九一○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集团在发动起义的方略上产生了分歧。黄兴等人仍主张继续经营两广,而宋教仁、谭人凤、赵声力主开辞长江流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 (张相文:《宋教仁传》)。以后,宋教仁等更将“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的主张付诸实行,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致力于皖、鄂、湘等省的起义组织工作。黄兴也逐渐意识到应当重视长江流域。然而,他毕竟没有亲临华中;即使是     

宋教仁评价论略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卓著历史贡献。但是在他逝世后却长期遭致贬斥,被指责为＂二民主义者＂、＂闹分裂＂、＂议会迷＂甚至革命的＂罪人＂,历史被完全颠倒。本文对此作了辨析,提出应该全面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教仁,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近几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

近几年的辛亥革命研究已形成几个热点: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触及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对人物评价,主要集中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身上,而对陈其美、黎元洪等颇有争议的人物的评价变得醒目;除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主线外,研究者还将清末统治集团的研究收入视野。现将史学界一些比较重要而争论又较多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作一概要介绍。 一.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     

民主革命派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本文在学术界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课题，指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