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辞的言语——鲁迅小说中的省略

无辞的言语———鲁迅小说中的省略马云香港学者黄维梁把中国现代小说分为两大技巧模式：“蕴藉者与浮慧者”。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钱钟书为代表①。所谓“蕴藉”，是指含蓄、凝练、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古代文论有“藏”与“隐”之说，西方叙述学称之为“省略”。并...     

《饮冰室诗话》论略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借助评诗与采诗对维新派之“诗界革命”进行了总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关于“诗界革命”涵义的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它具体指诗应以古典诗歌的体式,含蓄蕴藉的风格,并与音乐性相结合,来表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诗界革命”于扭转复古、形式主义诗风具有一定作用。但它只是改良而非革命。     

别张壁垒于“茶陵” 拔戟自成一阵营——试论杨慎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明代学者杨慎 ,在众多著作 ,特别是《升庵诗话》中有大量的诗歌理论。就诗歌本质论而言 ,杨慎强调诗歌“主情” ,并在诗歌的学习上兼取众善、融于一冶 ;在诗歌审美论上 ,提倡含蓄蕴藉 ,天然清新 ,同时在创作中主张多读书和用语必有出处。     

论中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意象美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由于诗人常常借助于自然景物来抒发情感,因此使得诗歌具有一种情景交融的特性。而情景交融是意象内容的核心,诗人们在意象经营中,情与景相互交融、契合,意境含蓄、蕴藉,从而使诗歌呈现出情景交融的意象美。     

浅谈中国古诗中的“人本”与“中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与“中和”精神,对古代诗歌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等皆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古诗中表现出来的“人本”与“中和”精神,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一、“人本”精神对诗歌的影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种“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要“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     

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中西方对于悲剧和悲剧精神的探讨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悲剧审美体系。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其显著的特色为含蓄蕴藉,顺从忍耐。中西悲剧的重大差异显示出不同的民族特点和文化根源。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中西方意象差异——以庞德译李白《长干行》为例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中西方对诗歌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意象在中西方诗歌中有不同的体现,同样,对意象的不同诠释会反过来影响诗歌的认同和传播,这点在意象派诗人E．庞德译中国古诗时体现的尤为明显。笔者以庞德译李白《长干行》为例,以中西方诗歌意象差异为大背景,论述庞德译作中的诸多不足缘于对中国古诗意象的理解偏差。     

论《诗经》中礼教盛行前后的爱情诗

<正> 有的同志认为,中华民族表达爱情的特点是含蓄。这种看法是缺乏分析的。查一查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中的爱情诗,就发现龙的传人,在礼教盛行前,表达爱情时奔放多于含蓄;在礼教束缚下,含蓄多于奔放。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巩固、没落,虽然在乐府中有“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在青楼有“易求无价宝,难找有心郎”之类毫不含蓄的诗,①但总的来看,中国诗史中热情奔放的恋歌少了,隐晦、     

我国古典抒情性诗歌审美特点浅议

李泽厚先生曾指出：“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①这一观点对我们全面认识我国诗歌美学，无疑是有指导性意义的。但就古典抒情诗而言，在抒情性方面所表现出的道家美学思想则更加浓厚。从整体上看，古典抒情诗歌在虚静、自然、空灵、含蓄、模糊等方面表现出的艺术美，更能见出中国古典美学特色。正如叶朗先生所说：“老子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②本文试从老庄美学思想对古典抒情诗歌的具体影响，选其一二来谈谈古典抒情性诗歌的审美特点。一、意象的平…     

论意象派诗歌与中国诗歌的互动

当二十世纪初西方诗坛的拓荒者们朝圣般兴致勃勃地走向东方诗坛之际,同期中国诗坛的垦拓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向西方诗坛呐喊挺进。这一“荒诞”现象的扭结点就是当时英美的意象派诗歌,它被中国古诗所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文章以意象派与中国诗歌的影响与反影响为透视点,来寻绎和厘清此现象的合理性,并从中管窥到中西诗歌互动的裨益和价值。     

论黄庭坚诗歌的审美艺术兼与唐诗比较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北宋洪州分宁人（今江西修水）,是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文学艺术家,尤专于诗道。他不但与苏武并称“苏黄”,而且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代表了宋代诗歌的主要特色,有人贬斥黄庭坚诗歌晦涩难懂,语言生硬模糊,令人费解。担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同一性,缺点从另一面看就成为优点,诗歌的模糊令人费解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含蓄蕴藉,飓尺千里的审美境界。同样道理,我们从另一角度也将看到黄诗独特的审美艺术,以及与唐诗的主要区别特征。黄庭坚诗歌的独特审美艺术,体现在他的诗歌（尤其是写景抒情诗）注…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简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诗艺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思索人生,探究宇宙哲理,自成一种含蓄、冷峻、深沉的诗风”。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现代诗风”,但由于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没有经历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开始从事新诗创作“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通识:相对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短章为主.因此.先秦民歌是抒情诗已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笔者对故意翻案以求标新立异的作法不以为然;不过笔者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代诗歌所做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划分相当含糊,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相关文学理论的割裂与误用:从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叙事理论看来,先秦两汉民歌多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别张壁垒于"茶陵"拔戟自成一阵营--试论杨慎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明代学者杨慎,在众多著作,特别是《升庵诗话》中有大量的诗歌理论.就诗歌本质论而言,杨慎强调诗歌"主情",并在诗歌的学习上兼取众善、融于一冶;在诗歌审美论上,提倡含蓄蕴藉,天然清新,同时在创作中主张多读书和用语必有出处.     

宫体诗派与古诗的律化

中国古代诗歌的真正律化过程始于南朝,从事这种古诗律化的生力军是横亘于南朝诗坛的宫体诗派。宫体诗派的诗人在当时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中,继往开来,革新求变,构建了五言诗中的“新绝句”、“准五律”和七言诗的“隔句韵式”,这些南朝诗歌中的新体或变体是古诗律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渡样式,是古诗演变为格律诗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为近体诗的成熟和七言新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比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是哲学历史观上的区别,而两者之间的具体分歧体现在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阶级归属各个方面。我们当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体”“用”关系不容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