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在陶渊明的思想研究中,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本文结合晋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陶渊明本人经历,考察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

陶渊明与佛教究竟有无关系?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本文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并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终于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觅得新证.     

陶渊明与佛教关系体现的文化意蕴

本文从陶的不参加东晋庐山慧远佛教集团的个案入手,揭示其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他融会传统的儒道玄思想,以审美代宗教,形成了一种独立世俗的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对后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大陆研究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成果概述

20世纪以来,在陶学研究领域,关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比较突出的是丁永忠的专著《陶诗佛音辨》,其余多为单篇论文或评赏式语录,观点执于两端:陶渊明有佛教信仰或无佛教信仰;陶渊明作品受到过佛教影响或未受佛教影响。总的来看,各方观点似未能在前人基础上有较大的拓展。     

从接受史的角度蠡测陶渊明与慧远之关系--汤用彤先生《十八高贤传》伪作说补正

文章从接受史的角度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的关系,并对汤用彤先生的<十八高贤传>伪作说作了补正.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陶渊明前期仕与隐矛盾心态解读

从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解读到他“仕而达，济天下”的理想。入桓玄幕及弃桓仕刘，都是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正是他仕与隐矛盾心态的根源。正因为追求的执着，他的作品在荡漾着田园的清新的同时，更渗透着沉郁愤懑之气。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感受到他比其他田园诗人的伟大。     

东晋庐山僧慧远与佛教本土化

东晋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迅速传播,佛教作为流行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世俗政治的矛盾日益突出.庐山高僧慧远在调和儒释道、处理政教关系、发展佛教理论本土化等多个方面为佛教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佛教在中国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渊明受佛教影响说质疑──读丁永忠《陶诗佛音辨》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是陶学研究中相当复杂的问题之一。古今研究者或将渊明归于儒家,或归于道家。自宋以后,喜欢以禅说诗的人,将陶诗的言约旨远与禅宗的不立文字相提并论,于是就称陶诗“默契禅宗”。近有丁永忠先生集渊明信佛说之大成,著《陶诗佛音辨》以佛经比附渊明诗文,论证渊明深受佛教影响。对这样一种“新论”,很有辨析的必要。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陶渊明与张衡、束皙之关系发微——"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说续貂

本文从西方的"互文性"文本理论出发,揭示了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的关系,对嵘<诗品>品陶之说进行了补充.文章特别强调陈寅恪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的重要性,通过理论的阐发和诗文的对照,表明了陶渊明对汉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本文对<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指出,陶渊明与张衡、束皙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陶渊明的本体论

从整体的角度看,道德本体论是陶渊明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这一本体论思想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的传统具有一致性,陶渊明是这一传统的重要承继者、表述者和实践者。对于陶渊明而言,道德本体最终不是书本上的深奥不可获取的结论,也不是滞留于形迹无从显现的奥秘,它是在主体自贵独立自信的确立过程中,既切实又超越的发生和显现,如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景一样,清晰可鉴。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陶渊明年寿问题辨证

陶学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陶渊明年寿提出了质疑并各创新说。除史书所言渊明63岁外,其余诸说多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到证据,并推断渊明年岁。但诸说均忽略了渊明居处遇火对其诗文保存与写作的影响,并以其诗中不能确指的数字作为推论的原点。陶渊明年寿的可靠资料应是《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萧统的《陶渊明传》,而袁行霈先生的一些说法就很难成立。陶渊明年寿仍应以＂六十三＂岁为妥。     

陶渊明与酒

酒在陶渊明的生命历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在他涉及饮酒的诗作中能把握到三种意绪:感性愉悦、忧勤自任、逍遥自得。在饮酒中,诗人更多地流露出一种逍遥自适的心境。酒帮助诗人达成逍遥自得的生命境界,但起决定作用却不是酒,而是诗人“闲”、“静”、“远”、“虚”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人生态度,使得陶诗的风格有别于李白等一些以饮得名的艺术家。     

论王士禛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清初，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主要表现在王士稹、王夫之、叶燮对其孜孜不倦的继承上。文章以王士旗为例，重点突出他对陶渊明人生的认同与接受以及艺术风格的认可和继承。     

论《韵语阳秋》里的陶渊明

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认为，陶诗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生活上达观、和光同尘的道德境界，源于他于道为一的“睹道”精神境界。葛立方推尊陶渊明的动机，即在于纠正江西后学诗歌创作上形式主义的雕琢之风。     

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

政治理想坠入泡影的苏轼却在人身的沉沦中张扬了野性自由的精神,在历史的尘雾中重新发现了陶渊明,并引为旷古知音.苏轼带着他独特而深沉的人生阅历与诗性哲思浸入了对陶渊明的全面体验,历史的际遇使这两个相距六百年的诗人在百余篇<和陶诗>中得到了精神的相交.才气横溢的苏轼诗性地阐释、并重新建构了陶诗.<和陶诗>乃苏轼以"我"与"你"的主体间性的姿态对陶渊明理解与对话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