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想象——兼谈中国古典诗

思维以把握事物间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为己任，想象以把握不同事物间即在场的显现的事物与不在场的隐蔽的事物间的结合为目标。思维中，普遍性概念重在界定在场的某类事物，而想象则重在冲破界限，超越在场，不仅冲破某一个别事物的界限以想象到同事物中其它的个别事物，而且冲破同类的界限以想象到不同类的事物。西方哲学在从旧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传统转向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新思想以后，想象因其飞离在场的特性而受到尊崇。中国古典诗重隐秀和言外之意，其要旨就在于通过在场的东西（所谓“状溢目前曰秀”）想象到不在场的东西（所谓“情在词外曰隐”），让读者感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陈独秀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异同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和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作了详尽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重建中国文化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后者对传统文化持卫道者的立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乍看相反,实则互补,应给予辩证的分析与评价。     

情以物迁诗以"兴"言——论中西诗歌视域中的"兴"

指出中国诗歌独特的魅力集中体现为对“兴”的重视,认为“兴”反应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而深邃的诗性思维与美学原则,以及一个古朴民族诗意栖居的特质;并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梳理“兴”这一独特而复杂的中国诗学概念,以此比较中西诗歌在表现方法和文化上的深层差异。     

中西文学结构论异同比较

结构研究是文学批评的永恒话题。本文对中、西方各自的结构论体系做了历史的、审慎的考察，在比较中简要探讨其不同的概念内涵、理论特征及隐含的异趣与共识，旨在交流互补     

中西文艺审美心理特质论——兼说异民族间鉴赏心理之异同

中西（异民族间）的文化心理构成的异同导致其审美感受的异同，了解并认识中西的这种审美心理形态的异同性，能使我们达到审美自觉     

中西人文主义异同初探——兼谈传统文化改造的必要性

中国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精神都立足于“以人为本” ,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较大的差异。西方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中国文化在其早期就显示出非宗教性的品格特征———浓厚的人文精神。所以 ,由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中西人格取向、道德价值观迥然不同。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是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发展现代化 ,而不是用现代化来嫁接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中西悼亡诗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缘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的信仰和宗教差异等原因造成的。     

节奏与诗——兼论节奏的起源

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其具有韵律与节奏追求。这种追求由于兼备了构成诗歌意义的特质,而与音乐、舞蹈对节奏的追求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诗歌作品的节奏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自身节奏感的一种外化表现。人类自身节奏感是以二节拍为主要形式特征的节奏,它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在人类生活与劳动过程中逐渐积淀与进化,衍生出三节拍、四节拍等多种样式,并且逐渐具有了社会文化学与美学上的价值。     

论中西悼亡诗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缘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的信仰和宗教差异等原因造成的.     

刘勰与维柯:中西艺术想象论比较

想象是艺术思维的重要范畴。本文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对刘勰的“神思”（想象）理论和维柯的艺术想象论进行考察、比较，总结出古典时期中西艺术想象论的三大差异，并对形成差异的原因作出初步分析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李清照与白朗宁夫人诗中的爱与死--兼论中西文艺心理

李清照与白朗宁夫人是东西方诗坛上遥相辉映的两颗璀璨之星。本文从她们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情与死亡主题入手 ,探讨了东西方文艺心理的的巨大反差。     

追源溯流 各有千秋──中西文体论异同比较

文体研究是中国写作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文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中、西方文体概念各自的指陈、界域，分析其在文类、语体、风格等不同层面研究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寻求沟通素质，取长补短，求得对共同文学规律的更高深的认识。     

论孟浩然与佛教及其佛教诗——兼与王维的同类诗比较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孟浩然,其与佛教的结缘,不仅较“诗佛”王维为早,而且还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佛教诗。盂浩然的佛教诗,虽然不乏运用“佛家语”以进行言说佛理者,但更多的则是在借“佛”为题进行山水景物描写的同时,表现出诗人对佛家生活的崇尚与向往。而“弃世慕佛诗”,则是孟浩然“仕进失意”后的一种产物：孟浩然与王维的佛教诗,虽然均极具审美价值,但孟诗中的佛理成分,却明显地较王诗要弱化许多。二人的佛教诗,对于开拓唐诗的题材、丰富唐诗的内容、促进唐诗的繁荣等,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     

追寻“兴”的归宿——兼论“兴”的阐释史

汉代以后的文人雅诗中难觅与“赋”、“比”并列的“兴”法,这是文学史上一桩重大的艺术方法丢失案。究其故,盖因先秦诗乐一体,兴的功用主要不在诗文而在音乐方面,不在语义而在形式方面。兴作为一种引导和过渡,对唱者,有起调衬韵、铺排节奏、酝酿情绪等作用;于听者,有唤起情绪和相应心理节律,以便听好的功能。诗乐分家之后,兴随音乐而去,发展成为后世音乐中的过门。兴即过门的原始形态,过门即兴的现代形式。     

中西人文主义异同初探--兼谈传统文化改造的必要性

中国的人精神和西方的人精神都立足于“以人为本”，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较大的差异。西方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化在其早期就显示出非宗教性的品格特征——浓厚的人精神。所以由中西化所形成的中西人格取向，道德价值观迥然不同。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是通过改造传统化来发展现代化，而不是用现代化来嫁接传统化，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现代杂文的政治意识——兼论杂文与政论之异同

现代杂文是在中国现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文体,不仅与我国古代的杂文有别,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其明显的标志就是它那强烈的政治意识。为发挥杂文的社会效应,更好地为当前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有必要对这方面的问题作追根溯源的深入分析。     

道-德的形而上学——兼论士与哲学家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将形式与质料分离,最高的本原乃是无质料的纯形式,人对神只能是旁观的认知,道德无关于形而上学。儒家的最高本原之天则是理气一体,天气因变合因分化为万物而失道失序,天道则独存于人为性;人可据性理让万物复归于天道秩序,由此位天地、育万物、为天地之心,人世间的伦理实践同时即是天道流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进一步,人性并非初生一受而终生不变,道-德也不仅仅限于善恶之际,而是更有因物因学以成性成德、成更高之善的自身生成,由此才能更好地成物以合天道,这是生成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由此,“为政以德”构成了政治的基础与士的起源,是政治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想像与想象——兼论康德哲学中的Einbildungskraft的翻译问题

在西方,人们很早就区分了两种想象的能力,一种是依据经验的联想规则进行想象的再生想像力,一种是通过虚构和抽象获得形象的生产性想象力。汉语虽然也有两种表达法,一种是想像力,一种是想象力,但人们并没有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二者在字形上的区别恰好可以对应于上述两种想象力。据此,康德哲学中的Einbildungskraft也应该翻译为想象力。     

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

悼亡诗可以算是抒情诗的一个“亚种”。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这里原因何在,还须进一步研究。我们现在只拟将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和我国一些有代表性的悼亡名篇作些比较,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弥尔顿的悼亡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反衬。弥尔顿第一次结婚,如果不是完全失败,至少不是很幸福的。据他的外甥菲利浦斯写的传,他在(1642年,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