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体建设的理论透视——基于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视角

194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体建设呈现出两种走向:即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继续沿着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自由体诗体之路做着优美的飞翔,即以现代化为主体不断地向民族化本土化渗透;二是以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按照毛泽东所推行的工农大众的民族诗体方向前进,即以民族化为主体不断地趋向现代化。这两种诗体建设都是以开放的视角,不断地进行民族化与现代化互渗,并由此促进了40年代民族诗体的发展。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说质疑——兼就五言诗辨体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两文提出了"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观点,实可商榷。五言诗是以二三节奏的五言句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其体裁样式对风格和格律并无特殊要求,风格可以是"言志",也可以是"穷情写物"。五言诗的成立就是指五言诗样式的确立,即以二三节奏五言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体制的建立,这种确立不依赖于"穷情写物"风格,与大量作品涌现也是两个概念。穷情写物可能是魏晋五言诗的追求,汉魏五言诗的区别是风格区别,不足以构成不同诗体,很难从中得出"汉魏五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的结论;大量作品涌现则是诗体兴盛的标志,建安是五言诗兴盛的时代,很难推定"五言诗确立于建安"。     

玄言诗的先声——魏晋前玄言诗史考辨

玄言诗是与抒情诗并列的诗歌类型,实质是玄学思维主导的,以究天人之际与泛理感悟为指向的新诗体.玄学思维是玄言诗生成的主因,它不同于传统抒情诗重情感象喻的通感思维,而是通感思维与理性思维融合的结果,是重理感玄悟的新的诗学思维.玄言诗在魏晋以前已有漫长的演化史,它孕育于<易经>玄言,萌芽于春秋战国<老子>、<庄子>、<楚辞>、<易传>的玄言短章,发展于两汉的玄言小诗.玄言诗体与抒情诗体并行发展的历史亦折射出两种诗学思维方式玄学思维与通感思维对人类艺术精神的影响.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实际影响和现实意义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是废名诗体观的精华,是在特殊语境中产生的,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特殊性。特别是它源自具有普及读物性质的大学"讲义",专业性不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较小,近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诗体之争时的"关键语"。废名的"自由诗"与今天一些学者主张的"自由诗"有些差异,他不极端排斥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他的诗体观对今天的诗体建设颇有意义。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以不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为辅助的诗体多元并存格局,没有必要极端肯定或否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句名言,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多元的心态来对待各种诗体实验。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论楚辞体的生成及其与音乐的关系

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样式,存在多种形态.<离骚>、<九章>为一类,<九歌>为一类.<离骚>、<九章>采用的是隔句末尾缀以语气词的句式,继承的是<诗经>及春秋战国歌谣吟诵型诗体的作法,但是已经和音乐疏离,不能用于演唱.<九歌>采用的是句子中间使用语气词的处理方式,并且每句都有语气词,继承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歌谣的传统,能够进行演唱.楚辞诗体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不限于楚地歌谣和祭祀歌诗,而是有更多的渠道,和北方文化也存在渊源关系.楚辞继承吟诵型诗体传统时,出现散文化倾向;楚辞借鉴演唱型诗体时,显示出诗体演变的趋势.早期诗体的生成和诗歌属性的保存借助于音乐的力量.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先秦民间歌谣与诗体演变

先秦民间歌谣与诗体演变杨兴华诗歌，产生于劳动的节奏。最原始的诗歌即是与劳动节奏相和谐的呼喊声或号子声。所以，最早的诗体便是远古时期“那适应着短促的劳动节奏，适应着单音词较多的情况而产生的”①二音体的短章。如相传为黄帝时的歌谣《弹歌》就是二音体的：“断...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明代复古派论格调与诗体关系

格调作为中国诗学重要的术语被明代复古派发挥使用,本身与文体关系密切,不仅是体的特征,而且也是体发展变化的表现,通过还可以辨析体之间的差别。同时代的另一重要诗学概念性灵却与体无关而与心学思想有关,比较二者差异,可以看出诗学术语的选用与特定文化精神内在的一致性。同样,与格调比照,诗学概念神韵与体关系也不大,却因而摆脱了诗体的束缚,成为更高位的诗学概念。     

论原生态诗性文化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绵延的过程,从它伴随人类产生的原始状态与人的原始思维模式等诸方面分析,可以探知原生态和诗性是文化的基本审美特征,而最能体现这两大审美特征的是民间文化.劳动大众在自由状态下真纯不羁、天籁自鸣和率性而发的情与意的抒发,体现了民间文化的原生态特性;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和崇高情感的原始诗性在历史长河中自然融入并积淀在各种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对原生态与诗性的阐释与发掘将对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学批评特征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它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其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也体现出编者胡仔鲜明的诗学批评特征：重视大家名家研究;重视风格流派研究;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重视作家的比较研究;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注重诗品与作家人格的统一;注重实证。这些不仅为后人开展唐宋作家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也为后来的诗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

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分类标准的制订必须以文学传统为依托。根据历来批评家积极论证、作家共同践行和读者普遍认同,所谓“文学类型”或“文类”应理解为文学体例的类别,既包括语言形式的体例,又包括题材内容的体例。文学批评推动了文类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是文类发展的开路先锋和不竭动力;文学接受的介入影响着文学类型的再生产。这三者与文学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展开了文类发展史上多彩的画面。     

语言的三个维度与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三种路向

语言具有三个维度:工具性;思想本体性;诗性。相应地,文学语言学研究也有三种路向:在语言形式上研究文学;在思想本体上研究文学的思想内涵;在诗性的层面上研究文学的“文学性”。在当今文学研究中,对语言的诗性和从语言诗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小说中的俳句——谈小小说的诗性特征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绝句”,那么小小说就是小说中的“俳句”。小小说作家应该把小小说当作诗 来写,采用诗歌中常用的跳跃性结构方式;锤炼诗化的语言;小小说的诗性更表现在炼意上,蕴含在有限篇幅 中的意义,是闪烁诗性光辉的内核。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