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艾赫玛托夫的小说《断头台》与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存在着可比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能够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第一阶段工作,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模式三个方面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由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叙事上的差异:《断头台》的叙事视角多元化,叙事时间呈圆形以同叙事模式相呼应;《狼图腾》的叙事视角较单一,叙事时间和叙事模式都表现为直线的形式。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朝鲜族小说叙事方式探析

从叙事学的视角考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朝鲜族小说可以发现,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朝鲜族小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特征,因此可以认定为是叙事方式的分界线,并以此分为前期和后期。叙事时间上前期为“顺叙”的“故事时序”,后期为“顺叙”和“倒叙”并用;叙事视点上前期较单一,后期较多样化;叙事文体上前期叙述与对话明确区分开,后期“描写”超过了“叙述”,叙述和对话的区别逐渐消失。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即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视角)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主要 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包括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下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郁达夫对中国传统小说叙 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漫谈"临川四梦"中有意味的时间形式——兼论汤显祖戏曲改编的叙事时间艺术

“临川四梦”的戏曲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小说和戏曲的叙事都有明显的特征,汤显祖在继承的基础上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就叙事时间来说,叙事时序上,戏曲改编对小说中倒叙和预叙部分给予更多的观照;同时,作者还通过将叙事时间变形:或拉长缩短、或古今时间的交叉、或冥间和阳世时间相通,这些都使得叙事时间方式在“临川四梦”中获得了格外有意蕴的形式。     

夏目漱石小说叙事美学一窥--细读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巧妙地选取动物叙事视角,使文本取得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述者“猫”来对其见闻和感受进行详尽的叙述和评判,引起读者对小说所述情节及社会现象的深思;小说还采用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使人与猫的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叙事艺术范式,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丰富的审美价值,凸显出夏目漱石在小说创作上的求异与创新精神。     

《柏子》与假定性叙事

文章通过对沈从文小说《柏子》叙事意图、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的叙事分析,以及对语调、语气、描写语言等的修辞分析,论证一种结构性的“假定性叙事”为这篇小说叙事特点的核心;从而在西方叙事学提供的方法论之外,尝试具体地对中国小说中的特殊性文体问题给予圆满的解答和说明,而这样的解答和说明往往是西方叙事学所未涉及到的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的叙事特色

《雨天的棉花糖》是毕飞宇最出色的中篇之一,也是毕飞宇小说叙事技术走向娴熟的代表作品之一。分析《雨天的棉花糖》的艺术特征,具体表现为映衬式的双重叙事形式,多变的叙事视角,有意味的时间设置,跳脱叙述的人生感悟。     

聚焦 技巧 语言——多角度探析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从叙事聚焦、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三个方面进行探析,为其更深刻地理解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和创作特色。叙事聚焦围绕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个角度展开,分别采用不同的小说进行分析;叙事技巧从平民叙事、灰色幽默、反讽三个方面呈现;叙事语言侧重分析“陌生化”。     

迟子建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母题

“自然”叙事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文章从阐述“自然”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体现以及迟子建的自然观入手,深入探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对于灰暗现实的超越以及在超越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文体风格和美学追求,进而触及迟子建小说叙事的诗学内核。     

叙述的魅力--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小说家叙述意识觉醒,小说叙述方式发生根大变化,作家由重视“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叙述意识的凸现和叙述技巧的应用,使得小说的形式变得繁复多样,而对纵深心理层次的挖掘使得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叙述方式的演变具体体现在小说层面打破线性规则、零散性加强,小说中仅述人出现,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刘索拉、马原、格非、莫言、苏童、陈柒等小说家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小说的转型和叙述方式的革新。     

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虚构的想象 强大的力量——论十七年小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1949年至1966之间的十七年小说通过大量的想象,以政治教育为目的,以革命叙事、成长叙事的结构方式,建构着现代民族国家,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模式解构的极致与限度--论新历史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历史行程的延展性与几度的迂回性、作家自身的独特经历促使新一代作家抛弃既有历史观、文学观,完全颠覆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打破阶级界线、释放个人欲望、强调偶然不测,并用种种形式探索来显示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创作了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但解构的偏执,使他们的历史言说局限于"前文本"的固有层次,最终未能表达出对民国时代的个性化理解.     

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历史"在叙事中复活--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走向

历史文学叙述行为有其自在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学对历史真实、文学真实、艺术假定、虚构限度等的特别强调。论文主要从作家叙事理念入手,探讨80年代小说叙事变革以来,当代历史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以及历史文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范型的。     

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本文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诗学阐释 ,认为《呼兰河传》是“抒情性写实小说” ,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 ,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在叙述策略上 ,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 ,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文章进而认为《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杰作     

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人物、情节、时间是三位一体的。早期的历史叙事呈现的是历史规律在时间过程中的客观流变,这与中国古典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以后的通俗叙事中,人物、情节在时间的展开中渗透了浓厚的道德与文化意识,其中不自觉的流露了人们在那个时代的一种怀疑意识;明清以后的长篇叙事却凸现了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恰反映了人意识与时代的藕合。整个中国传统叙事中隐含的时间意识,反映出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一种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欲望之旅和延宕叙事——析铁凝后期小说的两种魅力之源

欲望之旅和延宕叙事是铁凝后期小说的两大魅力之源。前者把文本从叙事层面推进到人的内心深处,对私欲进行大胆地揭露,从而开拓了中国现当代小说新的欲望形态,具有独特的心理学价值;延宕叙事既是一种叙事手段,又是一种心理呈示方式,与欲望之旅具有同构关系。这两者是互相指涉、互相彰显的。     

打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一直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这使得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文学史上很难出现,极为稀少。然而,在打工小说中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农民不单是不具备叙述能力者,也成为基本具备叙述能力者,甚至成为完全具备叙述能力者。以至农民形象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在打工小说中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携带着时代的气息,显示了作家的平民意识与人道情怀,彰显了农民自身素养的提高与自主精神的丰厚,成为时代农民自我觉醒和心灵解放的标志,并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农民为叙述对象的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农民”的叙述主体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