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斗争

从一九四○年十月起,国民党反动派配合日寇的诱降阴谋,由蒋介石直接出面,疯狂地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党采取“尖锐对立的态度”,并在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战斗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直接参与党中央的决策,而且领导和团结了国统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仅就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前后,我党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同国民党展开的一场尖锐斗争,作一简要述评,诚望党史界的同志指正.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抗战时期，美国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密切关系，其中美国单方面援助蒋介石在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由此推论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起初，美国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曾经不加干预，但是当皖南事变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危及到它的战略计划和远东政策时，它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就采取反对的态度并予以制止。美国单方面授蒋促成内战爆发和美国反对内战的矛盾，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     

“怀安诗社”和“怀安”诗

“怀安”诗是“怀安诗社”诗人们的创作,它诞生在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年代。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投敌卖国的阴云四处弥漫,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方面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搏斗,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政策,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了进一步调动抗日爱国力量,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筹备召开第二届参议会。9月5日,参议会召开前夕,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     

略论中共对“皖南事变”采取的斗争策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不顾一切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我党为了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而又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在斗争策略方面,我党主要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策略;实行了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黄桥战役与第二次反共高潮

黄桥战役爆发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但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事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由迅速发展到一度下降的转折关头,国民党顽固派为准备投降而加紧策划的新的反共阴谋。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所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开端,国民党顽固派的抗日倾向已经发生了动摇。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为准备投降而加紧反共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遭受挫折

1、国民党顽固派插足鲁西北正当鲁四北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在山东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中华民族利益,顽固地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沈鸿烈从鲁西南来到鲁西北,挟其地位插足鲁西北,从秘密到公开阴谋分裂范筑先将军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关系。他疯狂反共,制造磨擦,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日益加剧。鲁西北共产党人为坚持独立     

陈毅同志和苏北反磨擦斗争

一九四○年七月,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主力部队过江的时候,当时正是苏南、苏北磨擦和反磨擦斗争进入最紧张的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之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又将磨擦的中心由华北移向华中。从一九四○年三月以来,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以盘踞苏北的韩德勤来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为了截断我华中、华北的联系,阻止新四军、八路军南北会师,不断挑起磨擦事件,性质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     

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方针策略的哲学基础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向破裂的边缘,团结抗战的局面有被破坏的危险。在民族革命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策略,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本文试图从哲学角度,简要论述中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策略。     

论"戴季陶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孙中山去世后不久,"戴季陶主义"就问世了."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是国民党反共的客观需要,也是国民党试图完善三民主义的尝试."戴季陶主义"既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日后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完善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国民党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经过及失败原因考察

1925年10月—1926年3月,在苏联考察的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苏共核心小组对此问题经过讨论,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胡汉民及国民党自身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考虑到国民党在其“东方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的实际情况。     

归庄－明遗民诗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归庄作为明遗民中的志士,其诗学思想可作为明遗民诗学理论的代表.他发展了"发愤著书"的传统思想,突出强调亡国时代的"大不幸";主张以人存诗,人品胜于诗品,特别推重遗民气节;他对诗歌创作的"兴会"、"江山之助"的阐释,也带有鲜明的遗民色彩.以归庄为代表的明遗民诗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之争：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周恩来对八大正确路线的一个贡献

５０年代中期，周恩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果断地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左倾冒险的错误，以保证建设事业的正确进行，并由此形成了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后，由于左的错误的滋长与发展，毛泽东错误批判反冒进，并不断升级，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回顾和总结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对于令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讲正气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的民族优良传统

正气,通常指正确的舆论和良好的风气.正气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倡导的.讲正气是坚持党的宗旨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建设、实践"三个代表"的现实需要.从党的建设的现状出发,迫切需要强化领导干部讲正气.     

论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及对宋朝建立的贡献

张永德系后周禁军军力最强的殿前司的最高长官,且兼有皇亲国戚之身份,对后周的政局举足轻重,但学术界对张永德在后周入宋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起的作用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其实张永德是后周禁军高级将领,他南征北战,帮助周世宗开疆拓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对赵匡胤兄弟他倾力支持,成为宋开国的最大功臣,为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 ,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 ,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 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 ,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 ,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1938年七七献金评析

1938年七七献金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动的一次最大的献金运动。此次运动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周易》革卦中的武王伐纣日——“戊子”说质疑

《周易·革》经文中曾两次出现“巳日”,历代注家对此所作的解释多有不通。经考,“巳”即癸巳,癸巳即武王伐纣起始日。“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及“三代大火星象”(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题)认定武王伐纣始于戊子日,比癸巳日早五天。本文经过对“戊子”、“癸巳”二说的比较研究,认为“癸巳”说较“戊子”说可靠。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