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国的政道——兼议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是以民主观察政道,从而否定了古典中国的政道.实际上,古典中国关于政道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客观的历史实践.但它是不同于西方民主政道的政道,是专制的政道.当代中国法律之治道的移植和构建应该借鉴古典中国政道与治道完美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构筑适宜于国族人生与人心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论“黄老治道”与当代中国政府管理创新

所谓"黄老治道",在本文中特指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黄老道家一改原始道家远离政治权力的方向,转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从而在治国管理方面所体现出的理念与原则.从黄老道家的文本、历史典籍、"黄老"连称的名号和司马谈对黄老道家的评析这四个角度探求黄老道家的思想特点,并将其置于具体的治国实践中,考察"黄老治道"对当代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中国哲学“直觉”论内涵辨析

笼统的“直觉”概念内涵缺乏清晰度,中国哲学的直觉概念有自己的特殊规定从而天然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在中国哲学内部具有语境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在实际话语氛围中还必然判别为本体论、认识论、生存论等多个意义侧面,从表现上看各侧面的直觉具有特定意趣。另外“中国哲学”是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的,三教的直觉内容和形式都有差异,这让“直觉”内涵更加丰富隽永。所以中国哲学“直觉论”有自身的特点,为此要做必要的澄清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文章所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一个方面。它所讲的“结合”是相互的,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也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途径和方法,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哲学视野下“公共利益”概念之辨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被误传误用最多的概念之一。欲消除乱象,就需要从法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有不存在说和存在说两种对立的主张。在存在说中,又有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等多种学说。鉴于公共利益表现形态的千变万化,与其去界定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如归纳出公共利益的若干特质更加重要。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之历史使命的辨析

当代中国哲学主要有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改造;二是回应时代问题,实现理论创新。认清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含义予以界定,首先要厘清"中国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异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就要实现哲学不同学科的对话,改变哲学研究相互隔离的现状,打破哲学各学科研究的思想藩篱,积极促进学科内部的整合,推进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治道之源──对《论语》中政治管理思想的现代诠释

跨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政治管理模式的转变。奠定传统治道基础的《论语》，对中国政治管理模式影响至深。本文从现代政治管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孔子治国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但其中仍不乏现代政治管理模式的生长点：其一是“德治”中蕴涵的人道管理观念；其二是“礼制”中包含的制度化权力机制；其三是“正名”中体现的合法性权威原理；其四是“中庸”里孕育的有限性政府行动原则。     

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

文章以历史事实为依据 ,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影响 ,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来源。从而提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把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挖掘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     

神学政治下的治道分野——论《老子想尔注》对“上圣之君”与“中贤之君”的治道评判

汉末道教的产生与道教知识人生逢乱世重建治世的企图有关,他们希望以"老子"的神学政治代替儒教谶纬神学,重建政教之基以立太平。其应对乱世而作的"治道"方案根源于神性世界本然和谐的神学信仰,人世太平靠每个人守善尊道,通天地之和气达成。这与儒家选贤任能和复三代之制的"有为"政治形成极大分野。儒、道在神学视域下的"治道"差异,在天师道圣经《老子想尔注》对"中贤之君"与"上圣之君"的评判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依法治国视野下乡镇政府行政执法初探

依法治国,简而言之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是我国依法治国重大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政府是我国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基层行政机关,面对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实践中由于乡镇职能划分不明确及执法人员的法律基础知识欠缺等因素,行政执法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本文试图探讨法治视野下的乡镇行政执法问题。     

论行政处罚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

行政处罚中应当建立行政案卷制度,“案卷排他性原则”既是行政诉讼程序中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也是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行政案卷制度和案卷排他性原则,是行政处罚证据程序公平性的体现,也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判断事实问题的联结点。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哲学属于应用哲学,与一般哲学和行政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但必须立足我国国情,考虑到历史传统、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要梳理清行政管理中的几个关系,如权力关系、职能关系、责任关系和主客体关系等。     

论行政约谈法治化路径

行政约谈在实施中存在“缺位”“越位”以及缺乏实效的困境,在制度上存在立法层次低以及不健全的缺陷。应定位行政约谈为行政事实行为中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将行政约谈的类型分为常态的行政约谈与异化的行政约谈;常态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指导型约谈与行政调解型约谈,异化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命令型约谈与行政处罚型约谈。应制定《行政约谈条例》进行统一立法,以“依法约谈”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职能边界、约谈对象违法情形、与其他行政行为关系三个标准确定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构建能够保障约谈对象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行政约谈的实效性与效率的程序制度,将行政命令型约谈、行政处罚型约谈、规制性行政指导型约谈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意识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意识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 是它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文化根基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又为中国人 民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使得传统意识现代化成为可能。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中国传统意识特别是传统哲学的影响,传统意识现代化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