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人口变化规律

人口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纵观历史,人口变化呈大起大落之势,与历代王朝的兴衰轨迹相吻合。究其原因,这一切变化都与中国封建农业生产的社会性质密不可分。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个体小农经济的特点及局限性,决定了人口的内在变化规律。     

中国现在还需要限制生育吗?

一个国家最佳的生育率是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有利于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应该适当鼓励生育以便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关系初探

本文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的特别现象，从人口的角度分析其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另一方面人口却存在强劲的增长趋势，两者比例失调导致社会无业人口增多和人们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引起社会波动。而每一次社会波动都会造成人口锐减，使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暂时趋于协调，这又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稳定与波动循环交替的现象，社会波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中国自周秦时期建立封建社会以后,2000多年来发生过多次王朝更迭,治乱兴衰,但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以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没有什么变化。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的大变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总结和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有利于认识目前还在继续展开的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关系,有利于持续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并通过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来阐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论邦国兴衰与人口因素间的关系--兼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人口是历史文化、文明传承的载体，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历史是人口发展的智慧结晶。本文在分析古今中外各国人口政策的基础上，研究了国家兴衰与人口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得出现在是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之时机的结论。     

试论清代人口膨胀的成因及其后果

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中，清代以其人口再生产所呈现出的持续近两个世纪的高速增长，而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的缓慢停滞形成鲜明对照。这种人口高速增长的成因是什么？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又是什么？本文就此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加深对当今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基本国策重要意义的认识。     

南通市人口结构演变与产业转型研究

正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持续进行,尤其是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强力干预下,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人口红利"与老龄化的问题。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老龄化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人口问题能“以日为鉴”

就人口出生率之低和老龄化程度之高,中国已经类似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突出;而就人口总数和增长的绝对数,中国又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突出。从前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应该完全放开计划生育;而从后一个指标来看,中国还应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节制还是鼓励生育,参考指标既是人口总数更是出生率所显示的人口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个指标中和平衡,我们在理论思维上应该是"在两极之中把握中庸之道"。对比中日两国的人口问题可以看出,日本并非比中国更有能力负担较多的人口,中国并非相比较日本总是劳动力过剩,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和日本一样导致老龄化,中国人口的自我约束机制并不弱于日本,在当今中国人口出生率大为降低并呈加速下滑和老龄化急剧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人口问题应当"以日为鉴",及时调整人口生育的政策法律。     

对外贸易、人口集聚与城镇化推进

对外贸易、人口集聚与人口城镇化存在紧密联系。通过构造28个国家1991—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探讨了对外贸易与人口集聚这两大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贸易的加强能显著地促进城镇化,人口集聚的提高则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之间呈现倒"U"型的作用关系。由此表明,应扩大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水平,以此加快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合理控制东部地区的人口集聚规模,以免其规模超过"转折点"而对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     

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简论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出现过许多封建王朝。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其原因很多。但这些王朝或长或短,或盛或衰,无不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有关。汉代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西汉一朝的著名人物又集中出现于汉武帝时期,这与当时选官制度有密切关系。本文试就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的利弊得失浅谈管见。     

人口有计划发展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战略--试析新中国人口发展的阶段与特点

新中国建立50余年,人口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50余年来,新中国人口发展大体经历了"无计划"和"有计划"两大阶段,说明中华民族在解决自身人口发展这一重大课题上,同样经历了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重要过程,说明对这一课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环境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事实证明,人口有计划发展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战略.     

低生育背景下中国人口惯性与人口增长峰值预测

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至今已有30余年之久,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91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现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是由于人口惯性因素影响所导致.人口正增长处于缓慢前行的平稳时期,这样一个时期有利于客观并准确预测我国人口的峰值数量与达到峰值时的年份.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辅以199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建立了人口惯性与人口预测两个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假设在更替水平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我国2010年人口惯性因子为1.05,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人口惯性增长达到峰值时的年份,通过数次运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人口数将会达到峰值,为1 439 063 719人.     

人口与区域安全:理论模型及其在东北亚的现实检验

为了理解人口与区域化进程的关联性,本文选取了人口与区域安全这对变量尝试建立一种理论模型。本文认为区域内的人口规模、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都可以通过引发区域内权力结构的变迁或增加国家的安全忧虑的方式,对区域安全施加影响;对东北亚地区人口与区域安全之间现实关系的考察可以检验这种理论假设的普遍性。通过理论假定和现实验证,本文试图说明的是人口要素对区域化进程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鼓励“全面二孩”: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全面放开二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人口学后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的实际效果表明,虽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标准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但发生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规模却相对有限。仅仅允许全面生育二孩不仅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并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且有限的人口增量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只有鼓励全面生育二孩才是应对之策。长远看来,鼓励全面生育二孩将会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治国方略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无论是儒家倡导的"德治",还是法家提出的"法治",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方略或手段,归根到底是封建帝王的一人之治。我国现行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在法制的范围内施行的,社会主义法制所强调的是社会公正精神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制的关键所在。     

试论庚子赔款与当时的中国人口是否有关

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清政府对外国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近来有一位学者却公开说这4.5亿两白银和中国的人口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5亿.恰好每人分摊一两.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其一,当时的社会生存条件恶劣、封建统治者以及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致中国的人口在当时不可能达到4.5亿.其二,索取赔款的过程是外国列强互相勾结互相妥协的过程,每一个国家都在尽力维护本国的利益、索取更多的赔款数额,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有心思去关心中国的人口问题.其三,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人口是4.5亿,外国列强索取赔款的数目是按照中国当时人口的数目来计算的.     

人口优化理论初探

在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人口控制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寅初在《新人口论》提出生两个孩子有奖、胎儿也有生命权、反对人工流产等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后马寅初时代",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迥异于马寅初时代。人口控制理论认为出生人口是负担,理论依据是"人均概念"。孩子负担论也有违人口生命历程理论,是对人口增长效应不完整的诠释。人口控制理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认识产物,具体说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口增长过快两大国情相关的人口理论,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有显而易见的局限和不足。本文提出了中国特色人口优化理论的初步构想,彰显出三大价值追求,即追求人口的持续发展、均衡发展和积极发展。本文界定了"人口优化"的含义,提出了"人力资本"5×3的新解释框架,从人口的决策优化、队列优化、代际优化、遗传优化、环境优化、生态优化六个方面提出了实现"人口优化"的路径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人口生态优化,又包括了人口数量的优化、人口素质的优化、人口结构的优化和人口分布的优化。成功的人口发展就是要强化人口优化的力量和趋势,同时消解人口劣化的力量和趋势。人口优化的政策体系,至少包括了优化生育政策、人口投资政策、性别平等政策、有序迁移政策和老年发展政策。本文的主张可概括为:"适度生育,持续发展;优化人口,强我中华。"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镜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青壮红利"渐减,引发部分学者对老龄化的担忧,"人口红利"骤然成为学界与社会的流行话语和政策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人口红利"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庞大的自然人劳动投入和大规模消费促进社会生产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理论,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地球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作为假设前提,这就引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愿景,提出了人类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议程,也提出了以人类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中国立场,这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口—资源环境安全问题的议程设置。随着21世纪30年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革命性创新将极大冲击单纯依靠人力(体力和智力)劳动投入的传统理论,并重构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汉娜·阿特伦所说的"人的条件",也将深刻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有关人口增长理论的逻辑前提,总结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建设全球协同性的"人口—资源"平衡机制,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预留政策空间。     

上海中心城区新旧住宅区更替中的人口变动——以静安、普陀两区为例

以上海市相关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统计资料为依据,以同属中心城区的静安和普陀两区为例,就新旧住宅区更替过程中的人口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源于本市人户分离人口的购房迁入;新建住宅区容积率偏高,从而使得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继续升高;中心城区新旧住宅区更替过程中人口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置换、优化现象;新建住宅区居住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户均居住人口数高于旧宅区.据此认为,中心城区新旧住宅区的更替是推动该区域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更替也促进了该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