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冲突的伦理学解决方案——以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为线索

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是以环境问题为媒介的。由于环境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和最复杂的问题,从而使得这种权利冲突较之一般的权利冲突面临更为严重的制度困境和道德难题,也因此得到了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极大关注。法律经济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提出了通过权利交易来解决相关权利冲突的现实方案。但法律经济学有其内在的道德局限性,使得我们有必要反思法律经济学的道德前提,划定经济学帝国的道德边界,为相关制度的设计提供道德指导。     

关于自由的法学思考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为指导对自由的法学内涵、自由的法律确认与限定、自由对法治的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在法学意义上，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我国法律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精神自由等给予确认与保护，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律上给予一定的限制；要使人们的自由权利得到实现，就必须完善关于自由权利的立法，严格司法，并大力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人本法律观——科学发展观的法学解读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灵魂,人本法律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它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法学领域的价值追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法律发展作保障,法律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德性与自由

道德自由作为一种积极自由并不具有导致集权专制的危险。但当它被作为一种内在的无限的精神自由来追求时,却是以牺牲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为代价的。当它被看作是依据道德获得的权利时,它有促进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但是,由于儒家的道德观主要是一种义务观,在权利观上是缺失,因此儒家的道德权利与西方意义上的道德权利有实质的不同,由此也就无法从中转出政治权利和自由。     

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和权利主体

安乐死涉及的法律、法学问题有安乐死的法律性质、法学依据、权利基础、权利主体、权利的代理等。论述了不同国家关于主动安乐死、医助自杀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判决,以及关于安乐死非罪的法学辩护、安乐死的权利概念、权利主体及其代理等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散论

历史和现实造就了国土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兼容“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政治批评

在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时,应基于整体性法学观,正确认识德、礼、法三者的关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之伦理本质。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促进了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但因与现代政治所追求的正义、权利、自由、自治、民主、平等、宽容等价值格格不入,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权利质量研究的理论视域

权利质量研究是法学理论研究的一项新课题。研究权利质量问题,应当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实证主义视角来看,权利的"量"和"质"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当予以重点关注,即通过把握权利的外在形态、整体数量、内在构成和基本性质,从整体上认识权利的质量问题,这有助于廓清权利质量的内涵与外延问题;按照管理学上有关质量管理的"优劣"要求,权利质量可以理解为在法律发展中权利发展程度的"优劣",或者在法律发展中权利主体法律需要的法律满足程度和发展程度,以及一套有关权利的标准或者权利的价值体系;按照社会赋权理论,权利的质量状况取决于社会每个个体能动性的提高程度。这些理论的研究为权利质量研究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为权利指数设计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和理论支持。     

关于"以德治国"思想的几个问题

认为"以德治国"就是要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治理国家.它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抓好政治道德建设,坚持以德治政,从严治政,深入开展道德教育,积极营造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的舆论文化氛围.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文章还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演变

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战争、国家机密、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下,新闻自由将受到约束。从哲学维度探讨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天赋观到法律框架下的自由观,再到社会责任论下的自由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不断被充实,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表明,新闻自由权利不可滥用,不仅要受到法律限制,还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康德伦理学中关于自由的两个证明

自由这一范畴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石,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只可以思维不可以认识的先天的理念,于是康德必然要面对自由的客观实在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使自由的客观实在性得到证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的自由又在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自由与法则的矛盾中遭遇了困境。只有这两个问题都得到确证,那么道德法则才有可能,道德形而上学也才有可能。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试论道德变迁视域中的道德自信与道德信仰

深入阐述了有关道德的3个基本概念,即道德自信、道德信仰与道德变迁;认为应在准确把握道德变迁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道德信仰与道德自信;道德信仰的重心应是道德价值、道德精神与道德规律等;道德自信应是一种具有包容开放、与时俱进、自我批判等精神品质的道德自信。认为应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以适应现实社会道德发展与道德建设的需要,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顺利进行。     

契约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推进个人的充分社会化,并使社会运行表现出理性化,而这都离不开契约理念,都依赖于社会契约关系和社会契约准则.为张扬契约理念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道德观念的提升、法制的保障与引导、商品经济的推动、社会舆论的监督等方面作些努力,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准备精神条件.     

从观念到制度——《唐律》中的容隐制度及其相关问题

容隐制度,作为对儒家“亲亲互隐”的道德观念的确认,在《唐律》中得到了完备而详尽的表述。容隐从一种观念变成一种制度,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然而,法律制度却并不能够承担起道德教化的任务。     

法律效力的道德条件比较分析

法实证主义将法律效力的条件诉诸社会事实,与道德无关。该主张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为什么有效,不能区分"守法义务"与"抢匪命令"。同时,该主张将法律效力诉诸于立法者的法律创制活动,由于创制的法律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不能避免"恶法亦法"的实践困境;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有效必须满足道德条件,符合道德标准。该主张未能动摇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反驳了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对法律资格效力的影响;德沃金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重点关注道德如何影响和作用法律裁判实践与推理,即最终作为裁判根据的法律,需通过其建构性诠释中的"符合"与道德"证立"的双重检验,换言之,法律是从一组融贯的政治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并为当下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证立。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关联不等于法律可以独立于道德,法律与道德有必然关联也不意味着道德等于法律。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之异同及其他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然而,道德和法律之间又有某种关联,这主要是因为道德也是法,可以叫做道德法或道德律。道德和法律可以沟通,只不过沟通的方式不是道德的法律化而是法律的道德化。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法,而一般的法只是道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