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

由于明清江南研究的重要,使其形成了某种"霸权",以致于江南这一概念被上溯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学者们习用而不察。实际上,六朝隋唐时代更适合用江东等具时代特色的称呼为宜。如江东、吴、三吴、浙西等地域概念,也需要学界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江南和江东等地域概念的使用分析,指出学界在"江南"地域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不足。期待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建立起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江南"地域概念谱系,而不该简单地一以贯之。     

上党雍氏考——藩镇时代下层武将家族个案研究

中古时期上党雍氏家族,以上古时期的仲雍或雍伯为“远祖”,以西汉开国功臣雍齿为“中祖”。在北朝隋唐时期,雍氏家族大部分居于上党地区,有能力出仕的族人不多,即便出仕。也仕途不畅。盛唐时期,凭借中央政治斗争而走入武途,并在藩镇时代习染河朔风气,始以武显。不过雍氏家族的婚姻对象依然局限于北方地区下层人士,与博陵崔氏的一次联姻也告失败。不过正是无数这样的家族之存在,才构成了藩镇时代的社会基础。     

道教史与宗族史的结合——读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

<正>道教史与家族史的结合,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但大多局限于中古时期的家族形态,能够延续到宋元以下的个案不多。但历史上确曾有在中古时期家世奉道,又藉由道教信仰而形成近世宗族者,即本书所论松阳叶氏家族。本书名为《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作者吴真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本书为其博士论文的修改版。但据《后记》,作者于2006年完稿博士论文,五年之后的2011年,竟然被浙江师范大学的“学者”给抄袭了,让人震惊!不过因祸得福,作者重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主题,即本书正标题所示,“为神性加注”,从而全面改写了旧稿,推陈出新。     

隋唐佛教“宗派问题”再辨——兼对隋唐佛教不存在宗派说的回应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以“宗派”为主要存在形式,这在学界一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但关于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时间、宗派数量、特征以及各宗的形成问题一直异说纷呈,到20世纪末,甚至有学者质疑隋唐“宗派”的存在.这些讨论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积极的促进意义；但是对“宗派”存在的质疑,不仅是对中国佛教史上隋唐以来佛教存在方式的历史事实的省思,而且是对百年来佛教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的挑战.本文在分析“宗派”问题质疑依据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重新厘定,需要就“宗派”描述对中国佛教的适用性作出回应.而“宗派”是否适合描述中国佛教隋唐之后的生存状态,首先在于中国佛教在隋唐之后的发展,是否具有迥异于六朝佛教的态势；其次在于“宗派”能否概括和说明这种总体发展态势.对隋唐佛教“宗派”存在方式的认识,要考虑到佛教宗派形成的过程性.宗派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还处于一个建设期.顺应着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是一个冲突和会通并存的过程,以会通化解冲突,成为隋唐佛教宗派发展的基色.     

唐代游仙诗的世俗化及其成因

游仙诗反映了人之为人的超越维度 ,究实质包涵进入仙境和死亡再生两个命题。随着道教的产生 ,游仙诗逐渐走上世俗。其原因有三 :其一是社会巨变中唐社会风气的影响使游仙诗走向世俗。其二是六朝与仙小说的影响将遇仙世俗为遇艳。其三是受长生可致思想的影响 ,道教将获致长生世俗化为炼丹保命     

隋朝成公蒙夫妇墓志释证

"成公"为一罕见复姓,隋朝成公蒙夫妇墓志铭表明,凉州的成公氏家族源自于今河南东北滑县,其先祖可能为三国时期金城郡的成公英和南凉的成公绪,其家族出现过成公绥、成公兴、成公智琼等名人。凉州的成公氏都有尚武之习,并且成公蒙笃信佛教,与崇尚道教的中原成公氏家族截然不同。凉州成公氏和中原成公氏本为同源,但呈现出不同的家族文化特征。     

榆林地区佛教、道教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现状考察

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榆林,魏晋时已建有僧寺,隋唐时进一步发展,明代时,为防蒙古人的侵扰,榆林各地明长城沿线上的佛教盛于一时。戴兴寺是榆林佛教历史变迁与发展的代表;道教在唐宋时就传入了榆林,明成化年后,道教最为兴盛。佳县白云观是榆林道教信仰的典型代表,也是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最宏大的道教古建筑群。佛、道教在历史发展中,二者相互融合,道、释合一。依据地方史志、实地考察,展现榆林地区佛教、道教的历史与现状的基本概貌。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文化汇流”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其中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药师信仰的源头,也是现存药师经的最早形态。隋唐时期,药师经又先后三译,说明此经在中国诞生后曾传入印度,经过印度文化的改造,再传回中国。这是佛教发展中文化汇流现象的一个具体案例。     

李白游仙诗世界之形态、模式及其审美意义——兼议对《楚辞》游仙体式的接受

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李白从神仙道教的角度驾驭神仙题材来传达其思想感情,吸收《楚辞》游仙的精神内核与表达形式,突破了六朝以来一味求仙、企慕长生的游仙题材与颇为单纯的游仙意象,结合自身遭遇,融合现实时事,在浓烈的性情中涂抹上相当个性化的梦幻色彩。在诗人“仙”气弥漫的梦幻世界里,别具三种游仙文化形态：超凡之人、奇幻之境与至诚之情,同时又创造了“以幻写仙”、“以梦写仙”与“以游写仙”的三种抒写游仙世界的新异模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游仙面貌与深刻意境。李白才力之大、想象力之丰、个性之显,洵无愧“诗仙”之名,而其广阔的堂庑,既为道教神仙世界拓展了人性化的空间,也为游仙诗史建立了一座继往开来的丰碑,具有不朽的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     

日本端午习俗考

公元八世纪日本社会进入了奈良时期。统治者为了发展国家的文化和科学,大力提倡吸收隋唐文化,包括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的种种风俗习惯等等。因此,端午习俗也随之传入了日本。日本统治者在吸收隋唐文化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一条维护本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的原则,即对输入的隋唐文化必须进行适合国情的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隋唐时期荥阳郑氏家族洞林房考述——以墓志为中心

墓志是研究家族房支的珍贵而翔实的资料。隋唐时期,郑氏洞林房十分显赫,但因无人作相,不见载于《宰相世系表》,因而无法窥见该房支发展的全貌。利用出土墓志,辅以正史与文集,我们考证出了洞林房较为清晰的人物世系,并得以了解到该房支的仕宦、婚姻特点与归葬状况。     

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

伴随着士人对陶渊明人生模式和诗歌艺术的认同接受,批评陶渊明的声音也一直未断。这些批评涉及了除陶渊明的人品和道德以外的所有方面,包括陶渊明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以及陶渊明的“酒”。“拒陶”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我国隋唐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以2005年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主

隋唐史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有数百篇,著作数十部,要对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并非易事。本文主要对2005年我国大陆地区隋唐史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评述,在正确评估当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隋唐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介,并对今后一段时间内隋唐史研究的发展做了展望,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进行了剖析。     

隋唐财政制度之北周渊源略论

西魏北周的制度改革在隋唐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经过六官制度对官制重新整理,民部成为度支部的头司;左右民曹合一;颁禄工作由度支曹移到仓部;建立了司门监察制度。在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发展过程中,两套机构并存,造成财务行政机构重叠设置管理混乱,经过北周改革,形成对应关系,构架起三级财务行政系统。唐代预算制度也基本萌芽于这一时期。     

中国明清古村落建筑艺术研究——以皖南、晋东南古村落为例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那些散布各地的明清古村落正在衰退甚至消失。中国现存的明清古村落在村庄整体布局上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建筑雕刻方面处处透露着“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审美理念，在建筑色彩上遵循道家哲学中的朴素为美的美学观点，朴素、大气、恢弘，灵动中透露着严谨，古朴中透露着奢华，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皖南古村落和晋东南古村落是中国境内尚存的明清古村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专称渤海     

隋唐长安城通化门遗址考

隋唐长安城通化门,是隋唐西京通往东都洛阳和中原的主要城门。公元9世纪朱温毁唐长安城之后,通化门遗址尚存至20世纪5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唐长安城的外郭城、兴庆宫、大明宫、曲江池和芙蓉园做了实地探测。但关于通化门遗址位置的探测,认为在今西安市长乐西路北侧陕西省电力建设总公司(原火电公司东南角)。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隋唐长安城有关考古发现,论证隋唐长安城通化门遗址应在今长乐西路南100米,东距金花北路180米处。     

唐代长安公主道观的开发与利用

道教在唐代被奉为国教,先后有十余位公主入道为冠。目前能明确考察出来的公主道观共有七处,分别是太平公主的太平观、金仙公主的金仙观、玉真公主的玉真观、咸宜公主的咸宜观、新昌公主的新昌观、永穆公主的华封观(又名万安观)和华阳公主的宗道观(又名华阳观)。这些公主道观都是由长安的豪宅改建而成,代表了除皇宫以外唐代长安最高的建筑水平和建筑风格,充分展现了唐代繁荣而深厚的文化气象。由于这些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它们的开发与利用价值也不同,太平观和咸宜观最具开发的可能性,其次是新昌观、华封观和宗道观,金仙观和玉真观开发的困难最大。为了确保开发的效益,公主道观的开发一定与其他旅游资源相配合,一方面要突出宗教的特点,同时也要突出女性文化特色,太平公主的道观最好能和瓦胡同村改造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