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围观现象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围观现象迅速流行起来,广大网民凭借新媒介平台,以BBS、博客、播客、微博、手机短信等为传播形式,以现实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为内容中心,各抒己见,热烈互动。参与者众多,无中心化,反应迅速,舆论力强,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表达公民对社会事件的态度。影响着社会现实生活。＂围观改变中国＂,网络围观是政府公信力的考量,公民社会形态孕育,人民意志真正表达。     

试论中国当前“草根”民众的网络监督

当前,不断壮大的网络监督浪潮,已成为网民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成为监督官员的另一种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网络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同时,网络监督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如网民情绪化宣泄、侵犯公民隐私权、恶意诽谤诬陷等现象。因此,我们在看到网络监督推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其带来的负面因素,积极引导网民合法、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诉求。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试论网络文化放大效应对政府合法性的新挑战

政府合法性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三大要素必须形成合理的结构。网络文化的放大效应使政府合法性面临消极信息被放大、治理绩效被缩小和政府舆论危机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积极应对。     

国外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影响研究综述

新闻媒体在国外社会生活中强有力的影响,使各种社会势力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和力量,国外政府更是不得不想方设法与之周旋。但是在周旋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新闻媒体施加影响的一套规则,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主要体现在政府首脑控制、政府机构控制、议程设置控制等控制机制以及事后的新闻检查、战时新闻检查等限制措施,这些控制机制和限制措施,遵循的原则是确保新闻舆论符合“法律”,符合政府的利益与社会秩序等,这导致新闻往往难以做到公正、客观。     

地方治理视域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研究

近年来,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愈加引人注目。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情绪、态度和看法,既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将其消极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基于此,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施网络舆情信息制度化。应采取的策略为:根据舆情演变规律,在事前的信息搜集、事中的信息分析和事后的信息归纳整理的整个过程中,注重网络舆情的引导和信息技术控制;纪检、监察、司法、安全等部门密切协作,对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诉求进行有效整合与合理规制;塑造责任制度环境,形成从决策层、中层到基层的刚柔并济的治理路径;建立反腐倡廉网上信访制度,实现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以维护和提升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传播与价值形塑

网络空间结合虚拟实在技术,为社会思潮发生、传播提供了新平台,任何一种思潮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自己寄居的地盘.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很难被凝固为特定时间及空间中的思想符码,它们随着交流语境、运作策略及传播意图的变化而呈现为各式各样的形式.网络思潮与现实世界互动,形成舆论声势,有时可能成为少数极端思潮或特殊利益群体的“宣言书”,导致网络话语权的失衡.在多样化社会思潮自由传播的虚拟社区中,必须形塑核心价值观,防止过度利益化、政治化及反社会倾向的思潮在互联网上恶性膨胀.     

网络语言亟须规范化

目前网络语言出现了词义表达混乱、汉字与各种符号混用、表情符号书面化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语言交际功能减弱,影响了汉语言的纯洁性,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和完整性,也造成了社会的道德危机.通过对这些亟须规范的网络语言出现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要规范网络语言,一方面应对网民们特别是青少年网民进行汉语规范化教育,加强汉语规范意识的宣传,倡导正确的语言观;另一方面应在网民中进一步增强网络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教育网民增强自律、自爱、自重意识,引导网民使用文明的网络语言.     

规范网络舆论：政府、媒体和社会共同发力

近年来,网络、手机成为舆论的主要载体,网络舆论对社会生活和政府行政的影响越来越大。面对转型期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媒体和社会应该协同合作,通过加快网络法制化建设的步伐、发挥主流网站的作用、建立社会舆情搜集分析系统、发挥各类舆论领袖的作用等渠道和途径,规范网络舆论,化解因网络舆论而产生的潜在社会风险。     

再论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

本文从辨析＂舆论＂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网络舆论＂定义进行重新界定,认为网络舆论是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机构通过网络对客观社会表达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全民性与互动性、全球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爆炸性、虚拟性与自行性等特征。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西方国家民意表达的社会化机制研究

西方社会,除了建立起民意表达的国家机制以外,还拥有较完备的民意表达社会化机制。在工具层面,社会化表达机制作为一个结构化体系,涵盖了民意机构表达、大众传媒与出版表达、利益集团与自愿组织表达、街头民主表达以及理论学术表达等多样化的诉愿形式。当今西方社会化机制维度上的民意表达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更需要我们放眼世界而寻求经验,以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范跑跑”词族的语言特征及其新闻传播效应

“中国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中，“范跑跑”、“躲猫猫”诞生于网络，热传于各种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并派生出一系列具有相似结构的新词形成了词族。它们的流行，有其语言的内在因素，也有外在的传播机理。独特的词语构形形态和叠字修辞模式，构成了这一词族的语言魅力；传播者心理的接近性和接受的定势效应，强化了该词族的舆论力量。在由网络舆论向主流舆论的溢散过程中，“范跑跑”词族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证明了当下媒体舆论的价值。     

“九·一八”后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的关系（1931-1935）—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中心

“九·一八”后,为应对国难,舆论界出现了评议时政的热潮。他们以某一刊物为聚集地,形成了宽泛的舆论空间。在众多新创刊物中,以《独立评论》与《时代公论》为典型代表。舆论界尽管有着强烈的民主宪政的呼声,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对领袖权威的推崇逐渐达成了共识,赞成建立强力政府,主张实行集权政治。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集权政治形成。然而,舆论空间与集权政治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何保持一个自由的舆论空间,加强舆论对政府监督,是国民政府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     

我国网络问政的主要形式及其发展策略

网络问政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网络问政存在有序的自上而下、无序的自上而下、无序的自下而上和有序的自下而上四种形式。网络作为公民问政的新型载体,其开放性和平等性激发了公民的参与热情,大大降低了公民参与问政的成本,但也表现出代表性不足、参与的非理性、非规范性等弊端。今后,政府需要建立制度规范、提高网络问政领导能力,网民需要培育良好的网络道德、树立公民意识,并通过完善立法、提高技术水平和借鉴国外良好做法等途径来整体提高我国网络问政水平,更好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公共服务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探索

中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随着政府的转型也正在由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公共服务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运行机制上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以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为目标。公众安全需求的意见表达机制、意见聚合机制、决策和执行机制和基于公众评价标准的评估机制、反馈机制是新型防控体系运行机制的主要方面。这些机制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循环往复系统,不断推动防控体系进行良性运转。     

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

技术治理的逻辑是通过识别和处理源源不断的问题进而把社会呈现在国家面前。它能够完成其使命吗？本文以S市C街道2014年至2016年的连续民意调查为经验对象,系统阐述民意调查为何表面上是一个统计学过程,实质却是由权力运行支配的政治过程。分析表明,在将复杂民意化简成民调数据时,技术只能保证化简程序的严谨性,化简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民调项目的规定性源自基层权力结构,又被转移到对复杂民意的筛选、压缩和量化过程之中,生成指标体系。据此,本文揭示了技术治理的悖论--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影子。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中国道路

老年人口的养老负担问题、代际关系问题以及价值实现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从经济学视角看,就是生之者寡和食之者众的关系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有一个资源和权力分配的代际冲突和老年价值实现问题;从人口学视角看,计划生育弱势老人的比例在上升,今后中国会出现大量的“计划生育老人”,提出“计生老人”概念的意义在于,国家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凸显人口计生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中国作为一个先老后富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长期的、多样的。本文提出了成功老龄化的战略构想,包括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走出了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中国道路,概括说：就是以家庭养老、单位（集体）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助老、福利助老、慈善助老为补充的中国道路。最后,本文作者对本专题几位学者的观点在“中国问题和中国选择”的框架内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