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述

本文对元代浙东学者杨维桢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指出杨维桢是一位关心民瘼、崇尚节气的学者;他为学博洽,著述丰富,在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文方面的成果尤其令人瞩目,有"文章巨公"、"第一诗宗"之誉.     

俄国象征主义诗学语境下的暗示观

“暗示”这一诗学观念与象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俄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中,暗示性作为象征主义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是在象征理论体系发展中产生的。暗示性是象征艺术的主要表现手法。象征观念的精神性以及文学的象征表现手段正是通过暗示性得以呈现。通感作为暗示的表现形式,表现为非理性和神秘主义的现代性精神诉求,暗示了诗人与自然、宇宙以及理念的感应,构成整体性的象征活动。音乐性深化了象征的暗示性功能,表现了象征主义诗学的形式美学倾向、强化了诗歌语言的音响化诗学张力。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诗学艺术构思论研究

本文通过对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提出的“虚静”理论的论证,对中国古代诗学艺术构思论进行了探讨。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诗言志”: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本文通过对“诗学”及“诗”、“志”等概念的辨析和追踪,从释义学、符号学和诗学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语言的深处是一种信仰,语言的权力就是隐喻的权力。如果在诗学理论上读解“诗言志”而追寻一条意义链的踪迹,这条意义链就是在“诗”、“志”、“意”、“识”、“记”等互为训释中组接而成的。如果认为诗是书写使意义出场的文本形式,那么,主体创作的诗作为既成的书写也仅是在隐喻中使儒家经典文本指归的道德伦理出场而已。说到底,“诗言志”是一个关涉隐喻的诗学命题,儒家诗学批评就是对“经”之隐喻的承诺,是经学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隐喻     

艺术思想的诗体言说意义——以元代诗歌为例

中国艺术思想大量存在于诗歌中,是以诗体形式言说的。以诗体形式言说的艺术思想,涉及了艺术的功能论、创作论、风格论、接受论、艺术关系论等各个方面。在中国诗歌史上,艺术思想的诗体言说以元代诗歌最具代表性,其言说的艺术主要是绘画。不同于专门的艺术论著,诗体言说不仅强化了绘画的写意性,而且强调了绘画的形式语言;诗体言说在俗文学兴起的潮流中,强化、捍卫了诗歌的雅正传统;诗体言说深入探讨了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沟通了不同艺术之间的美感。艺术思想的诗体言说在元代艺术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元代诗歌、绘画的鲜明特色,并促使元代诗歌、绘画攀向了中国高雅艺术的峰顶。     

"主观战斗精神"与"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主体性特质

本文集中论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观性”特征,认为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了胡风对于主体性的独特理解,由此进一步解说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认为它们是胡风主体论思想的不同表现。由胡风主体论的实质还进一步论述了胡风及其同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     

鲁迅的"主见"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创作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强调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于对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主观战斗精神”概念的形成与胡风对鲁迅的人生和文艺实践的解读密切相关。胡风着重从“主观(心)”、从伦理层面(主观和心的发扬)接近鲁迅,在鲁迅身上深切感受到强烈的主体意识,并把这些作为鲁迅传统的核心基点,从中整合出一种精神力量,纳入到自己的艺术与人生一元化的整体艺术观之中,认为作家只要拥有战斗的主观精神,就能够通过艺术来追求人生的完美,进而构建起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独特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承和推进了“五四”的思想主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     

"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台港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乃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之第一人,而美学大师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阐释过这一美学命题。徐氏从儒道两大思想系统出发,偏重于艺术精神主体心的揭示,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子之“道”为精髓和根本,最终落实在传统山水画上。徐氏由出发点的“全”到结论的“偏”皆因其将艺术精神纯而又纯化了;宗氏从诸艺术门类的并列研究出发,于会通处提炼精神,认为舞蹈精神乃中国艺术精神的表现,“道、舞、空白”则是中国艺术精神得以表现的空间。由于二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个性、学养皆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徐氏和宗氏贯通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阐释方法以及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及其反思

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从诗画艺术的理想宗旨、本质、内容、形式、表现等多个角度阐发诗与画的同构性。温克尔曼从理论上建立起诗画艺术的联系，形成系统的“诗画一致”论，为莱辛的诗画异质观的提供了学理渊源。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也是诗画关系的一种理论形态和思路，为当下读图时代的图文关系研究提供着学理支撑。     

中世纪美学中"光"的象征及其宗教意蕴

“光”是理解中世纪美学一个重要节点。在中世纪的象征艺术中,“光”的象征艺术在建筑、绘画及文学等艺术领域获得众多表现,并具有特定的宗教意蕴。“光”在中世纪主要作为外在的源泉、绝对的权威主体——上帝的象征而被表现,由此更好地理解中世纪基督教美学的神学品格。中世纪“光”的宗教形而上学意蕴之形成之逻各斯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具有先验性的理念论,他关于投向可见世界的眼睛的视觉和指向理念的灵魂的视觉的区分后由奥古斯丁发展为中世纪光照论(illum inatio)。普罗提诺波、埃里根纳、那文土拉等人都参与完善了中世纪“光”的象征理论。此外,中世纪“光”的象征理论同时好受到亚述、埃及等东方文化的影响。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学缘与血缘互涉背景下两汉韦氏诗学精神嬗衍论析

韦孟、韦贤于西汉前期传续《鲁诗》师法,宕至昭、宣之世,韦玄成、韦赏在师法基础上将学缘、血缘融合,开创出颇具家族特色的《鲁诗经韦君章句》,使其成为家法的主要内容。受时势与学思迁变影响,伴随诗法嬗衍,自昭、宣以降,韦氏诗学呈现出如下特点:诗学体制由"训诂"体转向"章句"体,诗学旨趣由"明经致用"转向"励名敦行",诗学思想由"讽谏美刺"转向"言志述怀"。诗学精神的变化指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企求,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这不仅为两汉经学家族之文学思想变迁提供个案言说语境,亦为汉魏士族的文化崛起提供基层学术诠释。     

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

汉赋无论从其内容还是文体特征来看 ,都表现迥然有异于其他文学的独特风貌。其文化源头决不是单一的 ,是在先秦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庄子》艺术精神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铺陈的手法和语言风格三方面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傅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傅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