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颁布禁烟、禁毒法律法规最多的一届政府,随着其禁烟政策在“寓禁于征”时期、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时期、“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和“断禁”时期等四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其禁烟、禁毒立法也随之在进行调整和转变。研究这一时期的禁烟、禁毒立法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能为当代中国禁毒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浅析国民政府三十年代禁烟法规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禁毒舆论的压力下,从1935年至1940年发起了一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禁烟禁毒法规:鄂豫皖"剿总"禁烟和腹地十省禁烟的法规,它为后来的禁烟立法奠定了基本框架和实践基础;"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前期禁烟立法繁多;后期立法是根据抗日需要对前期立法加以稍事修改后继续适用。这些立法为禁烟禁毒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和指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法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更没有内化成基层民众的内在需要和普遍认知,所以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

烟毒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至深且巨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展开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工作。抗战前十年其禁烟政策历经“寓禁于征”、断禁和渐禁三个阶段的演变 ,在禁烟领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北洋军阀时期烟毒大泛滥的局面得到基本扼制。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继往不开来:有关民国初年四川地方禁烟运动的认识

四川曾是清季中国鸦片产销的大省,其产量约占全国的１／３,然而, 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在四川开展得较彻底,实现了成功的转型与替代。分析其中的原因,无疑对当今严峻的禁毒斗争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本文依据著名的巴县档案等史料,从民初中央与地方厉行禁烟之原因着手,概述川省“以法治烟”的特点所在,剖析诸如抽象与概括、双管齐下,注重报表检查,以及加强戒烟院所建设等禁烟方式,反映禁烟运动的某些积极成效,总结禁烟运动取得成功的部分经验。文章以“继往不开来”为结束语,与标题相呼应,突出“不开来”的原意,以及被颠倒的事实     

民国时期西康政府的禁烟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西康境内烟毒泛滥，给西康民众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西康省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禁烟举措，成立禁烟组织机构，完善禁烟法律法规与办法，加强禁烟宣传力度，在禁种、禁运、禁贩、禁吸等方面均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未能彻底禁绝鸦片烟毒。     

介评中华民国时期禁烟法规

南京临时政府禁烟法规较为实在,袁世凯政府禁烟法规内容较为丰富,民国初期重视地方政府禁烟法规立法活动,北洋军阀政府禁烟法规重在禁种,南京民国政府禁烟法规内容较完善但受到“寓禁于征”政策的严重影响。中华民国时期禁烟法规立法环境较为宽松,立法态度较为端正,立法内容较为科学,但执法松懈,缺乏效力。     

从中东路事件看九一八事变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对苏俄宣战,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最终以中国东北当局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苏俄占据中国黑瞎子岛而结束。而中东路战争对于国民政府不啻于外争国权的运动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对中国东北当局对外交涉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正是中东路上处理的失败使得两年后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当局举止的失措。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烟毒未能禁绝原因探析

近代陕西烟毒泛滥严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把近代禁烟推向了高潮。陕西地方政府也在这期间出台了数不清的法规、条例,采取了无数的政策措施,但最终还是未能解决陕西的烟毒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体现为国民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所具有的矛盾心态导致施禁不力、贪弊横生,而外部又有外国侵略者的不断干扰和破坏,加之陕西省本身省情的特殊复杂性使陕西烟毒问题较之其他省份更加严重。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论议新探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例禁论不是严禁论。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以“重治吸食”、罪以死论禁烟,不应受到肯定;“严惩兴贩”、罪以死论才是合理合情的主张。以封关绝市杜绝鸦片来源的思想和决策是不合时宜的;而弛种土烟与弛禁论则同是想发毒品财。禁鸦片的关键在于打击鸦片贩卖,而不在于断绝对外开放通商。相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通商才是杜漏银、裕国计的良策。     

清末财政困境下的禁烟运动

20世纪初,满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试图挽回败落的社会局势,禁烟运动是其重要措施。从清末财政困境和社会局势的视角分析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探讨了清政府在禁烟法律法规、禁烟机构和禁烟条约等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充分肯定了此次禁烟运动的成效和积极作用。     

试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完美性”陷阱—一个“正确理解利益原则”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人们的素养方面无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有效性较差的实际问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严重的是把禁绝个人利益的“完美性”诉求作为具体的、现实的标准。实际上，利益作为每一个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可能被完全禁绝的。因此，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差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正确理解利益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追求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该原则进行规制，倡导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有限自利”与“完美理想”相结合的“正确理解利益原则”。     

早期《万国公报》的禁烟宣传

18 74 - 1883年 ,《万国公报》登载了大量宣传禁烟的文章。这些宣传反映了晚清来华传教士意识到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宣传是服务于他们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最终目的的。     

近代山西鸦片问题述略

鸦片毒流在近代山西经历了鸦片战争前的萌动与战后严重泛滥两个时期。针对种种弊端,督抚厉行禁烟,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为清末山西禁烟成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快推进铁路货运与各种交通方式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既是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降低社会综合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新常态下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重要性、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证,揭示了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丰富内涵。从注重顶层设计、持续深化铁路货运改革迈出新步伐,增强支撑保障能力、补齐物流设施短板取得新进展,源头治理消除“物流孤岛”、发展多式联合运输实现新突破,打造铁路物流信息“云平台”、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新格局,发展“互联网+”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铁路物流发展实现新业态等5个方面,对推进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对策与路径:坚持思维导向,树立发展铁路现代物流强基达标提质增效的坚定信念;坚持市场导向,不断增强国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坚持目标导向,做大做强铁路物流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保障;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解决当前铁路物流融合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考核激励导向,充分调动铁路现代物流经营创效的内生活力和持续动力。研究结果表明,应推动铁路货运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合作竞争、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才能打造深度融合的物流新业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道路。     

论食品安全领域权利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

从《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或推定的权利救济途径来看,事后救济明显存在不足,预防性行政诉讼尤显必要。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前提是明确其与尊重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风险预防原则以及成熟原则的矛盾与联系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相对人在以下两种情况应该有权提起预防性行政诉讼：一是食品安全主管机关拟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二是行政机关公布有毒有害食品信息可能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