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与当代社会实践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观活的灵魂。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提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完整答案。马克思逝世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留下了许多＂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这些＂空白＂的不断填补,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坚持正确的有序的可持续改革和健康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人权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问题。建国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力度也不断加强。同时,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更是举国关注,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增加规定的少数民族获得利益补偿的权利和少数民族的资源权利是其发展权的重要体现。     

当代女性与中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治理的"调和"、"多元"、"互动"等特征,决定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女性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参与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日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培训机制,加强女性干部的发现、培养、选拔及任用,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意识.     

论严复的责任观

严复的责任观主要表现在:在现代国家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责任问题,认为培养国家责任与公德责任意识的最佳途径莫若自治;在对中国低下的国民素质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了三民说的"新民"社会责任,力图通过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作为一个学者,严复自觉地利用自己的知识背景,译著西方经典著作,传译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宣传西方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承担着一个学者的责任;作为一个教育家,严复注重家庭教育,重视子女独立能力的培养和科学精神的养成,彰显着一个教育家的家庭责任。     

权利与义务语境下的道德责任观

伴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们的"责任观"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直接原因是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对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这两对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中国目前在道德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道德责任缺失问题异常突出。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所以,个人不仅应该致力于满足个人的利益和实现自我发展,更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和他人服务的神圣职责,而且只有在服务于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个性的充分发展。     

权、利合分与权利得失──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权利观

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没有现代政治学意义的权利概念。“权”“利”分离甚至互相对立。“权”的原初意义为称锤,其衍生义为判分正误、当否的原则,谁对“原则”有支配权,谁就是有“权”者。在儒学理论体系个‘权”（判分正误、当否的原则）唯一归属于上天。但是,在实际上,“权”归属于皇帝反过个封建统治者阶级。皇帝和封建统治者阶级以此“权”裁定天下万事,有“权”也最有“利”,“权”“利”实际上是统一的。人民则表面有权,且须以此“权”去排斥“利”,实际上就既无“权”也无“利”。因此,人民要有权利,就必须同时拥有“权”（判分正误,当否及利益划分是否合理的原则）与“利”。“权”利分离必然导致人民权利的整体性丧失。     

论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助学贷款法律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直接利益主体学生的权利能否得到有效地保障,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地履行。因此,按照"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是实现国家助学贷款的良性循环的关键。     

货币逻辑与当代现实：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理论的交锋

货币在当代现实的分析中占据重要位置。货币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与批判的重要环节。继马克思之后,帕森斯、吉登斯、科尔曼、波德里亚等现代社会理论家都将货币作为他们分析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参照系。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强大功能和效应,是马克思与当代社会理论对话的空间．但同时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立场看．现代社会理论的货币研究忽视了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资本规定性,由此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权法保护——基于权利与利益的二分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学术研究,近几年奉行权利建构模式,目前形成了独立的私权、知识产权和特殊知识产权三种不同进路。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存在权利的保护问题,亦存在利益保护问题。忽视利益的保护或者将利益与权利不加区分地均作为权利予以保护,都是有巨大缺陷的做法。单纯的权利建构模式引发了学术界内部的反思,也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挑战。侵权法对权利和利益给予强弱不同保护的学术思路和司法实践,可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体系上的缺憾。应在解释论的角度上,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起区分权利与利益,并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以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权利创设与创造自由之间的关系。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

笔者从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规律出发,在借鉴其他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及其异同, 将国家利益、地理环境、区域、控制、合作、国内利益关系等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基本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理论研究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国家在实现地缘战略的过程中适应和改变着地理环境;在地缘政治的研究领域内,国家实现了对于区域的控制即实现了国家利益,在地缘经济的研究领域内,国家是通过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来实现对于资源的控制,进而达到控制区域、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因此地缘经济的研究范式要比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复杂.     

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相关成果的考察

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有关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两种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构筑"本土化学术"的同时,不断发掘和借鉴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成果,并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开展越来越多的学术合作。二是受专业技能和个人旨趣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切入点。总体来看,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有关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切入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国家能力及其实现、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精英的构成与流动、农民的自主空间与利益表达等五个方面。     

契约论批判与个人权利重建——黑格尔国家观研究

近代契约论者从绝对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把国家视为维护个人权利的一纯粹的工具。黑格尔则从个人权利的历史来源与现实实现两个方面对契约论者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认为契约论只是追求一种程序的正义,有片面的合理性;但真正的个人权利则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有机融合,而这只有在作为社会伦理实体的国家中才能实现。     

论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的权利配置与利益保护

土地是农民利益最重要的载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使农民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笔者认为,权利缺失必然导致利益受损,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其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因而从制度层面上对农民的权利进行合理配置是保障其权益的根本途径.在现行宪法秩序下,法律应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对农民的权利进行合理配置,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税收：在权力与权利之间——一项基于两种不同国家观的考察

税收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从而国家就成了我们深入理解税收的最佳途径。对国家的认识不同,对税收及其彰显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作为两种典型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造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分离局面;而社会契约论则给予个人权利以崇高地位,形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格局。     

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关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一直存在着争议和分歧,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联性问题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引用利益相关者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界定,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提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经济绩效,而经济绩效的提高给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