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洪武元年

解放后出版的某些通史和专著,多把明代始造鱼鳞图册的时间,断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其根据是《明洪武实录》和《明史·食货志》。《明洪武实录》卷一八○的原文是:     

《天潢玉牒》考论

《天潢玉牒》是明代官修史书,记载了朱元璋生平重要事迹及后妃所生皇子。《天潢玉牒》今有五个不同的版本。根据绣石书堂抄本、《金声玉振集》本和《国朝典故》本《天潢玉牒》记载,长懿文太子朱标、第二子秦愍王朱樉、第三子晋恭王朱棡为诸母所生,只有第四子燕王朱棣、第五子周王朱橚是高后所生。《纪录汇编》本和《胜朝遗事》本《天潢玉牒》则认为,朱标、朱樉、朱棡、朱棣、朱橚均为高后所出,五子俱是嫡出。通过对两个系统《天潢玉牒》作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证,可以发现《天潢玉牒》与《明太祖实录》一样,也经过朱棣两次篡改。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朱棣掩盖了自己本是庶出的事实,精心编造出生母是高后的谎言。     

《满清纪事》校记

《满清纪事》一书,始见于扪虱谈虎客(韩孔厥)编辑的《近世中国秘史》第二编。所见本是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题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五日第三版。据此书第一编编成于甲辰(1904年)六月,估计第二编初版应在1904、1905年之交。书中在《满清纪事》题目下注“采日本帝国图书馆手抄本”。正文后跋云: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

中国实录编纂的理论化程度并不高,但明代实录编纂的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薛三省在研究历朝实录凡例基础上,对书法进行了形式上的归纳,提炼出了一系列的术语,构筑了相对完整的实录书写方法体系。薛三省的《实录条例》高明之处,在于术语的提出,且有规范性文字解释。     

《吉林外记》成书及流布小考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开修《吉林通志》,其凡例中有言:“道光四年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萨迎阿撰吉林外记”。此后沿袭是说者,陈陈相因,代不乏人。其实,这种说法不外是道光四年(1824年)“始修”或“志成”两层含义。查《吉林外记》颇多道光五、六、七年之事,其不可能成书于道光四年当是不言自明的。道光四年始修说亦不成立,因为《吉林外记》卷一御制诗歌部分之后,附有嘉庆年     

历史镜像中的《皇华集》诗歌——《李朝实录》、《皇华集》的互文阅读

明朝与李朝建立宗藩关系后，自正统十四年始，明朝文臣出使朝鲜之际常与朝鲜文臣应酬唱和，诗酒雅会间创作了大量诗文，朝鲜政府将其刊刻为《皇华集》。作为一部大型的唱和诗文总集，《皇华集》的强烈的政治外交色彩，使诗歌背后的真意只有借助《李朝实录》方能窥出。现通过文史互证，揭示《皇华集》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文学文本的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意义。     

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

实录是我国封建史学中的一种重要史体。《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注录梁代实录三部,武帝时两部: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三卷,《梁太清实录》八卷;元帝时一部;谢吴撰《梁皇帝实录》五卷;过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产生于梁代,唐以前的实录也仅此三部。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六年左右。主要依据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两件资料：一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载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甲寅为该书写的序文；一是郎瑛《七修类稿》中的两段文字。还可以见诸《明孝宗实录》的一则材料作为佐证。而在目前学术界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元末明初说”则有种种漏洞，难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