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导论

如果我们不经过客观的分析,全面的比较和冷静的反省,不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究与广泛的史料印证,以解答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中国为何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方面显得如此不能与之相匹配,以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的本质所在等问题,就贸然企图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社会学知识体系,或者使外国教育社会学中国化,那么,这种努力即使是虔诚的,它的效果却不一定是预期的。我们知道,教育社会学不具有可作普遍解释的理论模型。如果盲目移植与本土文化传统、社会条件、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舶来教育社会学,则会严重地腐蚀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创造活力,使之完全丧失其独立的个性,因而使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沦于形而下的比较或模拟研究的可悲境地。我们的出路在于,只有通过对中国社会与教育的多角度透视,只有通过对外国教育社会学知识传统的反省与批判,包括理论结构、概念、问题的选择,研究重点、方法的确立,才能使中国教育社会学摆脱移植与加工的性格,跳出“实用”与“实证”方法论的窠臼。     

社会学理论的人文功能初探——兼论传统社会理论的传承与社会学理论的创新

社会学兼具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但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相当程度地存在着重视科学功能而忽视人文功能的倾向。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需要挖掘社会学理论的人文功能。基于社会化理论与传统修身理论的融合性,中国传统社会理论的借鉴与导入,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既能够开拓人文教育的资源、视野与途径,强化社会学理论的人文功能,也可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强化学科自身的思想内涵,促进社会学科学功能的实现。肇基于此,有可能构建融合"知识之学"与"智慧之学",协调"生态之学"与"心态之学"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解释主义的教育社会学

理论观点在《知识和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中,扬(Young)宣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教育社会学研究提供选择的方法和开辟卓有成效的方向。”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社会学看作是和知识社会学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人们对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兴趣已经转变为对教育机构中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知识的研究。”把知识或者“算是知识”的东西看作是由社会构成的这种观点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新”教育社会学的形成,这种情况在英国尤其如此。     

试析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

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研究和考察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与西方社会的结构与现状相适应，但中国的社会性质结构与西方不同，因此东移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思想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也不例外。在比较中西社会性质不同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互动与启迪:跨文化研究的求知动因

在许多人看来,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发现不同文化文本之间的共性,其二是揭示不同文化文本之间的差异。前者得出的成果通常比较抽象,而后者往往指向文本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独特之处。这两种结果都曾经被广泛用来证明一文化与他文化之间的优与劣。在反对殖民主义霸权和抵制全球化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关于不同文化传统孰优孰劣的争论无可厚非。但如果从学理上讲,寻同求异的研究不可能就文本的认知或审美价值产生很多新的知识。为使跨文化研究更有成效,我们应该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把外国文本看做解决本土问题的潜在资源。例如,所谓的"异化消费"就是一个困扰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借助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得出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多一些从具体问题出发的文化互动,必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知识上的启迪。     

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

文章就中国人类学海外视野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强调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去研究外国社会。作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人类学应该讲讲怎样使我们具有“他者的眼光”。人类学要有一种知识的良知,要获得独到的认识,如果不具有“他者的眼光”,如果不展望世界,不将中国回归于世界,那就可能进退两难。同时,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对于理解和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类学应该参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研究。     

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思考

近二十年来，国外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被介绍进来，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呈繁荣之势，论著不断增多，研究触角涉及到教育社会学各个领域，以“学”命名的教科书和专著俯拾皆是。仔细拜读后发现，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便急于应用到中国的教育研究中，其成果或是流于肤浅，或是食洋不化。其实，教育社会作为一门学科欧美产生和发展起来，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创建起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对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思考，研究，我们才能获得对这门学科的理解。才能在实践中推支这门学科的发展。     

提倡一点实证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的发展,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在引进外国学者的理论时缺乏批判性;二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中,尚有很多学者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两方面的不足都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建设。由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与其它国家有很大的差别,致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了很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很多社会理论,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论模式和逻辑关系都不适用于中国社会。要发展出一套产生于中国社会,出自于中国学者之手的理论体系。目前,很有必要再提倡一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里所提倡的实证主义主要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和人口学等学科,但不大适用于艺术、哲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学等人文学科。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男权&#183;市场&#183;性别——论女性媒介发展的社会制约力量

作为建构男女两性平权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建制,女性媒介已成为当今社会一种十分重要的传播现象与文化现象,关于其生存态势与社会功能的学理思考理应成为当今传播与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传播社会学理论为阐释框架,采取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从男权文化传统、市场经济利益、传者性别意识等社会结构层面入手,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阻碍女性媒介社会理想实现的现实社会制约因素。     

男权·市场·性别——论女性媒介发展的社会制约力量

作为建构男女两性平权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建制,女性媒介已成为当今社会一种十分重要的传播现象与文化现象,关于其生存态势与社会功能的学理思考理应成为当今传播与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传播社会学理论为阐释框架,采取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从男权文化传统、市场经济利益、传者性别意识等社会结构层面入手,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阻碍女性媒介社会理想实现的现实社会制约因素。     

浅析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下的教育不平等现象

文化资本理论下对当代社会教育现状的分析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通过揭示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资本占有量与传承性的差异,诠释出在不同家庭环境背景下、不同社会地位出身的子女在受教育机会、教育行为以及学术成就中的差距,指出文化因素在教育不平等现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阐释了教育不平等现象的深刻原因与内涵.布迪厄关于揭示教育不平等为主旨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现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他的理论不仅为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文化公平、教育公平、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解释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的隐传统

通过同知识社会学其他思想传统的比较分析，文章阐释了解释社会学对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贡献。解释社会学以其微观发生学进路，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非系统化的情境知识和日常知识，并采用描述取向的经验研究方法，从而揭示知识与社会的辩证关联过程。文章认为，解释社会学是西方知识社会学的隐传统之一，其提出的知识以社会背景为产生条件的理论逻辑和共识真理观，为解释知识的社会相对性和知识社会学的自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费孝通《乡土中国》内蕴及价值的再探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与分析是解读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学派长久以来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关注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致力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这些都体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     

西法何以未能东鉴--庞德与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浅析

庞德作为中国近代被政府聘请的最后一位外国法律专家,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合适人选有其内在原因.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理论、社会利益学说与国民政府的国家、社会本位论有相似之处.庞德在华担任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及法学教育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建议,但最终收效甚微.笔者认为,除了政局动荡、法制建设缺乏稳定的环境这一因素外,法律文化的不同、宪政运动的失败、司法独立精神的缺乏及社会结构的落后是使其改革建议无法有效实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庞德的改革建议仍有其进步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 ———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

1979—1980年之交,费孝通先生受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停滞近30年后破土重生。苏国勋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先生在这30年间,从硕博期间开始梳理苏俄社会学发展、开创大陆韦伯研究,完成哲学到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转型;继而参加社会学第一、二期讲习班,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长期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主持《国外社会学》20余载;承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社会学理论方向博士生;任《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社会理论》主编,《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主编,《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等等;近年来主张从文化进路（尤其是儒释道合流的角度）重新检视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苏国勋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过西学教育,但始终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心仪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经验,学问出入于中西学之间。     

西法何以未能东鉴——庞德与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浅析

庞德作为中国近代被政府聘请的最后一位外国法律专家，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合适人选有其内在原因。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理论、社会利益学说与国民政府的国家、社会本位论有相似之处-庞德在华担任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及法学教育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建议，但最终收效甚微，笔者认为，除了政局动荡、法制建设缺乏稳定的环境这一因素外，法律文化的不同、宪政运动的失败、司法独立精神的缺乏及社会结构的落后是使其改革建议无法有效实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庞德的改革建议仍有其进步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文章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特点、贡献和影响.文章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完善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双重面向,而且开创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文章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架构,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并对其贡献和影响做了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