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标准的疏解与反思

在儒家系统内部,牟宗三判定朱熹的思想系统是别子为宗。牟宗三认为朱熹将道德的最高本体体会为“只存有不活动”,在功夫上强调格物致知的顺取,是儒家发展的转向和歧出。这种判定活动深化了朱子学研究,但是这种判定标准割裂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的一贯性。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以《大纲》解释《资本论》的黑格尔式方法——罗斯多尔斯基对《资本论》的方法的解读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很多马克思的批判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及其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以经济学的方式“误解”了马克思。《大纲》构成了黑格尔思想与《资本论》之间的桥梁,因而对《资本论》的方法的揭示要诉诸对《大纲》的研究。《资本论》的核心方法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表现为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的“抽象上升法”;其二表现为具体概念的辩证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的统一,这表征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方法规定了《资本论》的核心理论性质,它们都与黑格尔有密切关系,而与经济学有本质性区别。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从《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看尤金•奥尼尔的悲剧意识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标志着尤金•奥尼尔后期创作的一个高峰。无论从心理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看, 它在美国剧坛上都是一个杰作。它反映了人类普遍关心的家庭命运问题, 表现了为寻找生活的意义而挣扎的主题。该剧的成功之处在于细致的人物心理刻划和复杂的矛盾冲突,奥尼尔由此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神话:家庭人物相互的爱导致相互的恨。奥尼尔承认他从斯特林堡那里借鉴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恨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扩展为家庭关系, 认为一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的未来命运都是由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决定的。通过这部作品, 奥尼尔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悲剧意识, 也展示自己对生活意义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共同弱点的理解和同情。     

民间规约的诗性展演：侗族款词研究

侗族款词是以民族古歌形式表达的乡规民约,是民间文艺和民间规约的复合体。它以“百科全书”的身份在广度上蕴涵了侗族的社会横向全景,并在深度上以“活化石”的姿态表征着侗族历史的纵向发生、承继与发扬。不仅如此,侗款呈现的文化底蕴、律法思想和表意机制,揭示了侗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属性和共处原则,以此为基础生成的艺术精神和律法思想,及其两者悖论而统一的独特属性,又反过来支撑着民族的独特性与恒定性。因此,侗款在艺术与法律的领域,在处理人类自由与规约、情感与理性、人本与法本关系时凸显出和谐性、有效性与持续力,它以一种成功的文化精神模态昭示了人类社会、艺术创作发展的又一探索方向与行进模式。     

君子如水：东坡西湖的思想始基

“东坡西湖”作为一种新命名,彰显了苏轼与西湖的双向书写所生成的文化精神。在苏轼的著述中,《苏氏易传》构成了东坡西湖的思想根基。该书对于周易坎卦作了诗性阐发,由此呈现了因物赋形的水之性。其诗性特征尤其见诸苏轼所阐发的水之心。这种曲折多致的写法虽有悖于思维的简单性原则,却开启了诗化哲学的可能之境。     

《青色魇》：沈从文40年代对佛经故事的重说

写于1946年的《青色魇》,讲述了佛经典籍《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同《七色魇》其他文章一样,《青色魇》也呈现出晦涩难解的文本状态,评论多将之称为“抽象的抒情”。从佛经故事重说的角度将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月下小景》进行比较,不难剖析这种“抽象抒情”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     

《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上）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凤子》中反讽的各个侧面（下）

在《凤子》中,沈从文破除了归隐的基础、文化预设、物质可能和终极目的,涉及的是归隐的不可能性。沈从文以反讽为特色的隐士的归隐应当被理解为哲学和神秘意义上的归隐。沈从文的所有思考经过了反讽的筛选都被改头换面了,反讽性的超脱,相对于严肃的彻底超脱只是局部的。另外,这是一种双重的超脱：一方面,作者虽不乏公民与政治意识,但这却不成为一种崇拜;另一方面,生命的张力和对知识的相对化阻止了向神秘主义的转变。沈从文的人物并不逃避,他们生活在现实中。从根本上,沈从文将一个以极端化为特色的时代加以相对化。     

马克思的货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认为,货币在本质上不过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体现的无非是在劳动交换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货币拜物教将货币从手段变为了目的,剥夺了一切事物的价值,扭曲了人的感觉与需要,甚至使之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这种批判,对于生活在当今越来越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从“形式-文化论”诗学到广义符号学——赵毅衡教授访谈

赵毅衡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叙事学与符号学家，曾长期旅居英国，为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访谈中，他以《远游的诗神》和《对岸的诱惑》为例，分享了诗意化学术写作的缘起与经验。此外，访谈围绕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论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基本脉络，阐明了“形式-文化论”诗学的内涵和指向。并且通过图绘符号泛化的文化语境，介绍“广义符号学”的学科构想及其应用前景，为当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符号转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     

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冯雪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的自觉探索者。其突出贡献是他努力构建的政治倾向与文艺创作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以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同中国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相结合为基本理念,以文艺与现实之关系为主要理论支点,以“人民力”和“主观力”的辩证统一与转换为创作力量源泉,以“文艺大众化”为努力方向,涉及到创作心理机制及典型形象的创造原则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其“鲁迅论”的批评实践得到了理论效力的检验,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体系中的不少缺憾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反思的基础。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     

坍缩分化与“模块式”应答：对城市社区“碎片化”的反思——兼论一种社区治理的视角转向

社区治理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研究对象类似但结论南辕北辙一直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本文认为,观点矛盾的背后是当下城市社区面临着两种“自然分化”,一方面,在高异质性的城市社区中,“趋同”的人类本能会在社区内部坍缩出各种“小团块”;另一方面,情感辐射递减的特性会让社区利益分化成为常态,因此城市社区并非统一和均质的概念,由此而产生类型差异和研究结论差异是必然结果,进一步细分为“模块”不仅可能而且需要出现在研究中。     

黑格尔的美学范畴体系（下）

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基础上,把美学的各种主要范畴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组织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为中心,把美和艺术的发展设计为一个内在包含的对立面的矛盾所形成的否定之否定(扬弃)的过程。因此,在他那里,最一般的美学范畴美、崇高、悲剧性、喜剧性、丑等等是相互关联和矛盾转化的有机整体,而且与艺术的具体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形式相联系和相对应,形成了一个自在而自为的发展圆圈。这个美学范畴体系,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范畴的集大成,而且也达到了近代西方美学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