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中的人本与信用——以近代钱业与信用贷款为例

传统商业信用贷款和以此为基础业务的钱业支撑着近代民间商业的金融活动。钱业的信贷业务基于一个以“人”为核心的信用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人情和非理性。钱业对业务风险的控制体现在对人的谨慎调查、对商情的审慎敏感、严格业务流程以及行业组织的约束。这些也是中国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钱业繁荣的基础。银行与钱业差异与矛盾的背后，是“人”与“物”在金融业中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体现。19-20世纪单一的现代价值在经济实践中的扩张，造成了对以钱业为代表的传统经验的不解和忽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钱庄业研究综述

钱庄是中国古代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巨大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出现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长期并存.对本课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文试图从钱庄的起源、性质与作用、与洋行、银行的关系、钱业公会、钱业区域性研究、钱业人物、钱业家族的研究等方面在学术史上进行一番梳理.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

1843年上海开埠后,浙江商人及时切入上海近代商业经营,并逐渐向近代工矿、金融等业发展,在上海经济近代化初期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辛亥以后,沪上浙商在许多行业出现资本集中趋势,形成诸多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浙江商人还基本控制了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这是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     

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论晚清汉口堤防建设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影响

汉口是一个依堤为命的城市,晚清以来沿江租界堤防、汉口堡、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的修筑,对汉口城市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     

城市信用社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与制度困境--以台州路桥区城市信用社为例

本文以浙江台州路桥为例,分析了城市信用社与民营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及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探讨了有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格局.认为走出当前民营经济融资困境和城市信用社发展困境的出路在于国有银行股份化及城市信用社与城市商业银行民营化.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近代汉口客籍商帮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自明清时期起,汉口就因其交通便利和商贸发达而成为客籍商帮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进入近代以来,客籍商帮在汉口这个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演绎着精彩的商业传奇,推动了汉口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并体现出与前近代时期既一脉相承,又迥然不同的发展特点。     

对客商与汉口互动关系的历史透视——读袁北星《客商与汉口近代化》

正我们正处在城市时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沿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城市运行规律,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要求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外来移民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移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近代城市史研完的一个重要课题。湖北省社科院袁北星研究员所著《客商与汉口近代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是对这一研究领城的重要开拓,该书记录了近代汉口的工商业辉煌以及众多客商的奋斗梦想,为读者展示了近代汉口作为商业移     

论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

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外来人口向汉口的迁移和流动,对汉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对其作出深层次、多角度,具有新意的分析和解读,以期对当代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

汉口开埠是近代武汉城市转型的一个关节点。随着西方商品的滚滚而来,西方商业文化也开始植入传统汉口城市的母体中。在此过程中,汉口商业文化经历了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这种变迁总的来说是逐渐采习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的一揽子营运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高估变的一面而忽视不变的一面,传统的商业文化并未因西方商业文化的植入而一下子淡出。近代汉口商业文化实际处于一种二元过渡形态,传统与现代交融杂糅,总的趋势是走向现代。     

从“红帖”禁行看民国前后天津钱业市场中的主体博弈

民国前后,天津钱业市场中,政府、商会、钱业公会以及普通商民立足于本集团利益,围绕"红帖"的发行,在天津私钱票市场展开了主体博弈。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商会、钱业公会和商民之间基于利益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     

“谋市民之福利”: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的追求与管理之难

汉口中山公园是近代武汉市政规划和市民生活需要双重动力的结果.公园之辟设与利用.体现出对市民公众利益的诉求.吸引了市政府、行政机构、军警组织、社会力量、媒体与公众舆论参与其中.遗憾的是.汉口中山公园各种管理力量未能良性互动,形成有效整合,以趋同协作,更好造福于公众;相反.这些力量还出现了不必要的对立与抵消,其离心力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园管理的效能.妨害了公众利益的增进和提升.     

客商与近代汉口茶市的兴衰

茶行作为近代汉口八大行之一,其行业内部形成了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向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现代工业业态的转化,其兴衰也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在近代汉口茶市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都离不开客商的积极参与。众多客商在汉口茶市的作为,推进了以汉口为中心的茶叶销售网络的形成,促成了汉口茶叶行销以出口为主的市场导向,促进了汉口茶商群体意识的觉醒和茶叶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推动了汉口茶叶制作技术创新及工商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压力集团的抗衡:1931年上海钱业公会请求另订《钱庄法》之争

1931年<银行法>的颁布意味着钱业存在的法理基础被否定,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钱业在现实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银行法>的颁布确实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但事实表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尚不够成熟,<银行法>还不适宜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上海钱业公会作为钱业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关,为维护共同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采取共同行动进行游说,对政府施加压力,政府态度因之发生变化.虽然上海钱业公会另订<钱庄法>的请求因立法院的反对无果而终,但由于钱业公会等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银行法>也因此悬之高阁,反映出经济压力集团(行业协会)的行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盛衰

汉口是近代中刚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和演变,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一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道通九省,冠盖辐辏”清中叶即列国内四大商业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湖北植棉业迅速崛起的直接反映,它大致以甲午战争     

后城马路的兴筑、发展与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

后城马路是清末官府在汉口华界依城基筑成的最长的马路,它在民国时期屡遭破坏、失修,也多次得到拓修、改良,其形质经历了巨变,它由有最初的狭窄的泥沙碎石路变成了更为宽阔的水泥混凝土和柏油浇筑的大马路,成为汉口市内的交通大动脉。后城马路的兴筑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不但促进了市内现代化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市内交通工具和交通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的进程,并最终促进了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