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析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     

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崛起和转换

一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懂经营、善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经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人士在农村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乡村公共权力领域，成为社区的领袖人物，并由此形成能人型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村级治理主要依靠一个或几个具有超凡能力的能人指挥运作，民主化、制度化程度较低。从公共权力运作的角度看，这一村治模式具有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威权治理等特点。它主要依靠能人的超凡能力，突出能人的特殊作用，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体现了其独到的优点和长处：（１）决策迅速。…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国家整合、组织生长与农村公共财产治理机制创新——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解读

在国家“行政权”的培育下,后陈村首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为村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组织载体。由此,村民得以广泛地参与村级公共财产的治理,为村级公共财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笔者以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能有效破解农村公共财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后陈村“民主理财”的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与推广价值。     

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社区嵌入的深度受到权力、利益和文化三元变量的影响。目前,村级的治理水平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上。“精英治理”和“民主治理”的差别在于体制内精英的被选择方式及其自我表现方式的不同。消除这种差别需要提高村民自治制度化水平以及农村社区的公民素质。村级民主治理水平能否不断得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自觉的、内省的状态、坚持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能否保证其成员不断克服狭隘的理性人偏好并逐渐向道德人偏好转变。     

简论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建设

本文从“政府回应”的内涵到政府公共决策回应研究 ,论述了决策机制中政府回应的重要性 ,并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政府回应机制运作及其制度要求进行剖析 ,阐述了当前中国政府应当加强公共决策回应基础建设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回应机制 ,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整体性治理研究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维护多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社区治理责任碎片化,社区治理政策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区治理信息孤岛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建构一套整体性和容忍性文化制度;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制定整体性公共政策;整合基层治理权力,实现整体性治理模式;整合社区治理功能,施行整体性治理功能;整合社区治理责任,型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加强信息系统整合,打造整体性信息系统;坚持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以村民自治推进村级公共财务的有效治理

民主与个人权益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村级公共财务直接关系到全体村民的切身利益。在现阶段,通过以村民广泛参与为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对公共财务实行公开、民主和规范管理,是有效治理村级公共财务的主要制度选择。中共十五大报告在谈到扩大基层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时,特别指出,要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50年代后,中国农村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农民在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信用个产和牛沃．公共经济因此成为农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集体统一生产和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