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诗歌的艺术美

<正>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他一生出版了十几本诗集。关于他的诗作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思想意义、对后世的影响,几十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论及,但从诗美的角度探讨其美学意义及艺术特征,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尝试。郭沫若早期的诗,主要指他二十年代分别出版的《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这一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顶峰     

“火”——大宇宙意志——试论郭沫若《女神》中“火”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文明火花进射的时代。在中国五四新诗坛上,最早同这新时代的火花接吻的诗人是郭沫若。这一特点,最集中表现在他早期诗作对于“火“的抒写中。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共五十六首诗,其中写到“火”的就达二十多首。在他后来的《星空》、《恢复》、《前茅》、《战声集》以及解放后的诗作中,也曾多次写了“火”。可以说,在郭沫若一生的     

郭沫若的《月光》与陈慎侯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但对于他的唯一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独幕剧《月光》,知道和熟悉的人就不多了,而对于郭老以《月光》为之献祭的陈慎侯,了解的人似乎更少.辑录一点有关的材料提供给读者,对于全面了解郭老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或许不无裨益.《月光》写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同年十月一日的上海中华学艺社《学艺》第四卷第四期上,后由作者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星空》诗集.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七卷本《沫若文集》时,《月光》却未收入.这大概也     

郭沫若研究新论三题

<正> 一 关于《星空》集的考辨关于《星空》集,建国以来研究郭沫若的论著几乎都是把它作为一本诗歌集来评论的,其根据是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所收《星空》.我认为这实有不妥,因为“五七”《星空》本是作者最后编定的一个本子,并非初版本.按照科学的方法研究作家的作品,应尽可能占有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而不能单靠后来作者的改定本作依据.为此,本文试对《星空》的编辑及其版本的演变作一简要探索.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女神》时代的新天地——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佚诗

历来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诗集《女神》为对象,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中评述郭沫若的部分,其中的评述,论及他五四时的新诗时,只提《女神》而不涉及《女神》集外的佚诗。     

从“小大之辨”析《逍遥游》的双重主旨

对《庄子·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辨”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这分歧引申出对《庄子》的矛盾理解;这一矛盾可以置疑:《逍遥游》和《齐物论》是否体现出庄子思想体系的明显的悖论,还是庄子自身的思想并不存在一个体系;由这一悖论出发,可以阐发出截然不同的游世的人生哲学和超越的美学,审美超越的意义在于对束缚自我现实的否定和对自由境界的不懈追求。     

评《远大前程》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过:“对于一个为空幻症所缠绕的人来说,当他享受了原来可望不可及的豪华生活之后,除了固执己见地去探究他所热切希望得到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所可疗治的。”《远大前程》就是这样一种探究性的作品。它把一种孤独意识弄进一系列人际关系之中,而又把每一种人际关系集中于他们所受到的种种教育上。虽然这本书作为狄更斯喜剧精神的始衰终兴而受到欢迎,但是,他初期小说中的质朴、欢快的乐观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了。于是,他便转向于描写扭曲和倍受折磨的爱情的一系列探索之中。当然,这些畸型的爱情普遍存在于扑朔迷离的大千世界上。诸如《荒凉山庄》是一个由迷雾和毛絮包裹的世界;《艰难时世》是由冰冷恬静的星空所伪装的混乱世界,而《小杜丽》则是描述一个监狱如林的世界,一个是非颠倒和黑白混淆的世界,一个充满着颓唐、荒诞的梦幻,而理应受到极度鞭挞的世界。喜剧的火花被     

郭沫若《英诗译稿》的艺术特色和多重内涵

《英诗译稿》是郭沫若最后一部翻译作品,也是他晚年心曲的自然流露。通过对《英诗译稿》翻译方法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翻译理论上自我更新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隐曲心态。《英诗译稿》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隐含了一个我们大众视野之外的不一样的郭沫若,凸显了一个在文革之中未被公众所认知的郭沫若,它承载了晚年郭沫若的审美理想,折射了这位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知识分子难以言说的痛楚。另外,《英诗译稿》翻译的研究,也可以折射出郭沫若翻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这些问题对翻译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康德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女神》中的体现

本文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阐释了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一些意象 ,认为 ,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础是哲学 ,读《女神》产生的哲理思辩是诗歌欣赏较高的层次 ,而诗歌的意象能给读者产生一种哲学思考正是它的重要艺术魅力。     

《女神》与《青春》:重铸现代国魂的共同追求--郭沫若与李大钊探索救国之路的一段精神联系

郭沫若与李大钊在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曾有一段心神相通、旗鼓相应的密切联系.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他们作为天津和四川的学生领袖,曾共同为重建现代国体而发动罢课与请愿斗争.1913年冬赴日留学后,李大钊以论文《青春》、郭沫若以新诗《女神》又为再造中华和重铸国魂而发出共同的爱国主义心声.《女神》是李大钊青春思想的诗化;《青春》是郭沫若理想国家的象征女神的理性化身.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女神》之前的歌吟——略论郭沫若的少年诗作

郭沫若于1918年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女神》象一颗晨星,照亮了“五四”时期的诗坛。它的出现,在作者来说,不是偶然的。它是诗人激情火山的爆发,民主革命思想的升腾,突破旧诗束缚的飞跃。然而,火山爆发之前,是先有岩浆之涌动的;革命思想升腾之初,是先有真理之探求的;突破旧诗束缚之先,是已有旧诗之操戈的。所以,《女神》出现以前,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底蕴,很值得探讨。     

《南冠草》简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坛上最光辉的巨星之一。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那么,抗战时期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在第一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的诗集《女神》,对我国新诗坛具有开创意义。而在第二个创作的高涨期里,他写的六部历史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1943年3月写的五幕剧《南冠草》,在我国戏剧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史剧中,作家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卖国、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是这些历史剧的共同主题。《南冠草》就是描述1647年6、7月间夏完淳被捕并壮烈牺牲的一段历程,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悲剧。     

爱情之花在青春凋谢中枯萎 —试论郭沫若《瓶》的主题意蕴

通过对郭沫若的恋爱观、艺术观及作品本身的分析 ,可以发现 ,《瓶》并非是“纯粹的爱情诗集”、“感情的实录”和“苦闷的象征” ,而是诗人在自我感情经历触动下 ,在综合了同代人的共同感受的基础上 ,经过理性过滤后写下的一曲有感于青春易逝的挽歌 ,是中年男人面对妙龄少女的爱情所生发的沉重、无奈与悲哀的复杂感喟。     

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品——读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诗的创作方面,郭沫若的贡献最大。就作新诗而言,比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诸人,郭沫若不是先驱;就诗集出版的时间而言,胡适的《尝试集》先于《女神》十七个月就已面世。但是,真正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的新诗,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它热情地歌颂“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精神,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表达了五四的最强音,达到了当时其他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开创了新诗革命浪漫主义的传统,艺术上“绝端的自主”,彻底地打破旧体诗词的羁绊,成功地创造和运用了崭新的自由诗体,成为白话涛真正取代历史悠久的文言旧诗的标志,从而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郭沫若的确成功地做到了“开一代诗风”。 在《女神》中,长诗《凤凰涅槃》是诗人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品。诗人自己也认为这篇诗最足以代表他早期诗作的精神。 《凤凰涅槃》是用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借阿拉伯“凤凰白焚”的神话和我国有关传说写成的。“涅槃”是印度梵语的音译。佛教认为菩萨死去时,它的幻身—肉体是消灭了,但本性是永存的,这就是涅槃。长诗就是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的躯壳中,吹进了时代精神的火焰,借叙事以抒情,通过凤凰集木自焚,在     

时代的礼赞 人民的颂歌——《布赫诗集》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继《布赫诗文集》和《诗海纪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布赫同志的又一部诗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布赫诗集》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部诗集,收入诗人1983年至1991年创作的三百余首诗词,分为《塞上行》、《九州行》和《域外行》三辑.这些诗作,如同时代鼓号交响奏鸣,令人精神振奋;犹似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使人心旷神怡.是对时代的礼赞,是对人民的颂歌.     

《女神》与日本泰戈尔热

郭沫若的《女神》诞生于日本,是受日本泰戈尔热激发的第一部新诗集。“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泛神论”的精神内核以及部分诗篇清新婉约的审美取向源于泰戈尔诗歌的感召。从《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日本掀起了阅读、研究泰戈尔作品的热潮,并在1916年前后达到高峰,这给与了《女神》创作深远的影响。     

郭沫若诗歌创作灵感探秘

灵感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思维现象,它曾经给艺术家、科学家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帮助他们走出了困惑,因此,它一直倍受赞扬,并且,被一些人神化了。奇妙的灵感之谜,在诗人郭沫若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他认为,“诗当由灵感迸出”,光凭技巧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艺术性多么多,总是不能引起心灵的共鸣。灵感激发,才是优秀诗歌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他的诗集《女神》,爱情诗集《瓶》,以及后来收集在《恢复》集子里的许多诗,都是在灵感状态下创作的精品,也可以说,是诗人灵感狂涛的真实写照。这种现象在诗歌史上并不多见,引人深思。深入探讨郭沫若在灵感状态下的诗歌创作,对于了解艺术的某些特殊规律,破译诗歌灵感之谜,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双星同曜——论艾芜、沙汀的文学创作

文学领域是一个广阔的天宇,作家仿佛是缀满蔚蓝天宇的群星。但是,正像郭沫若在为《星空》诗集写的《献诗》中所说:“有的是鲜红的血痕,有的是净朗的泪晶”;有的闪烁,有的暗淡。然而我在这里提及的两位四川籍作家:艾芜和沙汀,却是两颗晶亮的相互辉映的星子。他们在三十年代初联袂登上文坛,始终星辉同曜。他们的比肩并存,共同战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人们在仰观这两颗闪闪发光的星子,按迹循踪,探索着他们创作的秘密。文学史家常常以并列的手法来称道他们;评论家也往往热衷于指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