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论略

:汤显祖是晚明的重要作家之一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中最有影响的诗文流派。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密切 ,主要表现为 :首先 ,汤显祖先于公安派作家崛起于文坛 ,前者是后者某种程度上的先驱 ;其次 ,他们又是反对文学复古的盟友 ;第三 ,汤显祖与公安派成员共同的理想基础是阳明心学 ,他们都崇仰李贽     

个性主义与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三)

苏曼殊小说情爱世界表现出来的自我的初步觉醒与郁达夫的人性的张扬,是对晚明以降个性主义的继承.前者侧重于本体意味上的"性",显得高洁脱俗;后者强调世俗的"情",显得愤激凌厉.     

晚清新学叙论

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     

在“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明清福建同安县规约碑中的社会秩序

福建同安县的规约碑最早可上溯至晚明,入清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规约碑铭化”的现象。“树碑”过程有助于将规范嵌入公共空间,营造出权力持久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景观,反映了晚明以后在社会秩序复杂化的背景下,官府与乡族共同整编社会秩序的努力。规约碑可分为“奉宪示禁”和“阖乡公约”两类：前者以官府权威独断的面目呈现,但背后往往是乡族集团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后者除了表明自治化的深入发展外,也表明地方乡族与官府权威的互动交流。“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征。     

论晚明科学思潮的近代因素

论晚明科学思潮的近代因素朱义禄如果说，先秦是中国文化史的播种时期；那末，晚明则为它的收获季节。中国文化史上这一金秋季节，果实累累，启蒙学者的别开生面的学说，深契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文艺思潮，具有近代气息的科学成就，构成了晚明文化的三大奇葩。下面仅就后者...     

个人才性与时代风尚——理解钱谦益人生悲剧的一个角度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文士,但他真正的价值取向却是在政治方面.晚明的政治形势和学术转向是造成他价值取向的大环境,而朝野对于钱谦益误解性的期望又推动了他的政治欲望.然而,钱谦益的个人才性却与时代的要求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发生在晚明文士中间的普遍现象.     

论袁宏道思想的自我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晚明文学革新的主将袁宏道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他思想的自我转变,主要是受制于他禅学趣向的转移以及生命态度的改变和政治环境的恶化.由于袁宏道在晚明学界和文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的思想变迁就显现出很充分的文化意义,成为我们考察晚明文人士大夫思想和生活的典型个案.     

东林党的实学思想及政治理念

晚明实学思潮的高涨以东林党人纠弊和修正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为端绪和旨归,呈现为学术层面上的“反之于实”以及政治层面上的“治国平天下”,掀起了晚明学术与政治变革的高潮。     

论明中期吴中杂学的兴盛

在博雅传统下,明中期吴中知识学流通加剧,并呈现出杂化的特征;杂学的盛兴显示出官方知识学由紧收到开放的隐秘变化,即由明初以来的文归台阁向明中期的文权下移转向;杂学盛兴同时表现出吴中文人对民间性知识的关注,民间视野的打开是文学界面对宫学单一文化格局的钳制,于复古之途以外的又一努力,这一视野的打开又预示着中晚明文坛俗文学大潮的到来.     

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曾被马克思称作＂传声筒＂,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也被研究者称为＂传声筒＂。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是政治倾向文学,后者是政治斗争文学;前者传的是时代精神之声,后者传的是阶级之声;前者从个人感受出发,后者从宣传目的出发;前者显露,后者直露。但两者又具有某种相同的审美价值。从马、恩和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中,又可以感受到＂传声筒＂的不同意义。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以友辅仁:论儒家的友伦与政治传统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传统中,朋友伦理始终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表现出"家国同构"的特征,它的思想基础是以宗族血亲关系为核心的自然伦理。友伦与自然伦理不同,其完全依赖于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在政治参与中展开为明道、辅仁和责善三个向度。阳明心学的肇兴为友伦的深化提供了三项思想基础,其分别为"圣凡平等""万物一体"与"立志成德"。中晚明时期的士人尤为重视友伦,他们通过交游讲学发挥出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些学者认识到友伦与民主制度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友伦相对于家庭伦理更为重要,因为前者蕴含的个人本位主义与平等主义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     

《昙花记》的叙事及其演出

明清是传奇作品涌现的时代,也是剧作家们在将戏曲作为长篇叙事作品创作的摸索时代。有些明清文人传奇创作在叙事功能上的不足并没有阻碍其演出的兴盛,这与当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俗文学推广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领域的问题。晚明曲家屠隆创作与演出的《昙花记》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两方面并没有达到最好的叙事效果,但其演出仍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其中体现的戏曲规律启发人们重新审视戏曲不同于其他俗文学的生存方式。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冯梦龙“情教”思想及其俗文学观——以《情史》《挂枝儿》《山歌》为例

明代心学思潮及市民思潮孕育出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情欲的文学家,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作为开拓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情教"为理论基石,构建其"情教"思想系统及文学观念,对传统"乐教"及"诗教"观进行了反拨。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对"真情"的艺术原则的推崇及对民间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他所编《情史》、《挂枝儿》、《山歌》充分体现了其"情教"观及以"真情"为最高文艺标准的俗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本管理的差异与契合

本文认为 ,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本管理既有差异又有契合。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时代背景下 ,两者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前者为后者提供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后者为前者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新思路     

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越南所存的五千多种汉喃文古籍 ,是有待中国学术界去认识和利用的宝贵文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其中俗文学古籍及其在内容、性质上与敦煌文献的同一性 ,进而讨论了敦煌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文体理论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 ,越南古籍反映了作家文学、民众文学两个文学世界的对立和沟通。它所具备的多种艺术手段交互为用的特点 ,折射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生存方式。其中普遍存在的杂抄现象、兼类现象和文体游移 ,说明俗文学文体的存在是超越书面文本的存在。文学史上的文体包括本原的文体、转述的文体、记录的文体三个层面。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 ,造成了丰富多样的文体相关 ,造成了从转述者角度命名文体的习惯 ,也造成了作为表现手段的文体派生作为篇章体制的文体的现象。本文主张依讲唱手段或传播方式来区分文体 ,通过对作品艺术手法组合方式的系统考察 ,来解决文体确认问题。     

公理与富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两个不同路径和选择

晚清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文化,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单线条的上升和变化过程。这个说法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后人一直延续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近代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西学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主题、目标和需求:其一是国家的目标,其二是思想文化的目标。前者表现为对富强的追求,后者表现为对公理的追求;前者的目标是船坚炮利、国强民富,后者的目标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前者体现在魏源的探索和观念上,后者体现在徐继畲的探索和观念上;前者的历史行为是自强运动,后者的历史行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主题的自身成长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论紫柏大师之死

紫柏大师是与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李贽齐名的佛教界高僧,但他却热心经世,结交世朝,结果因万历年间京师发生的续妖书案而被牵连入狱,并坐化狱中。紫柏大师之死是晚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他身为佛教高僧热心经世的结果,紫柏大师的经历与结局正是晚明思想界的一个缩影。     

关于晚明以来文学浪漫思潮的断想

如果我们把浪漫主义主要理解为离开或背叛传统思想和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近代性质的思潮和运动的话,那么,晚明、晚清和“五四”这三个时期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浪漫趋势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虽然这三个时代的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封建社会,后两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四”时期已是推翻帝制的所谓民国了),但是,从旧的母体孕育新生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可以把晚明以后的时期,理解为先觉之士在社会危机感的压迫下,寻求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多少改变传统社会的时期.这种新变化最初出现在思想和文学界,尔后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