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演变

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之间行政权力关系的形成原因复杂,因国情不同而互有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我国宪法,在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同时,彰显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决心。从政经一体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到政经分离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再一次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城乡关系研究述评

城乡关系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过学术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对城乡关系的界定、中国古代城乡关系、近代城乡关系、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关系、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以及区域城乡关系,城乡统筹协调一体化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述评这些成果,对于深化研究和解决我国城乡关系问题有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集权与分权:变动中的历史经验——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从中央高度集权到逐步向地方分权的过程。在从集权向分权变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三条基本经验:其一,根据国内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调适;其二,在尊重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其三,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基本上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原因及社会影响和评价等方面。而对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海外中国研究界也有所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思想改造的目的和方法及评价等方面。     

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流域环境保护中的中央地方关系

流域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节的重要领域.中央有义务规定流域统一的环保标准及其地方实施义务,并通过司法诉讼等机制让地方义务落到实处.由于地方选民是流域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流域环境保护首先要依靠地方选举制度的力量,让地方行政执法直接对当地选民负责,从源头上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此基础上,中央通过行政和司法监督纠正流域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迫使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执法负责.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遏制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现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从事权划分法制化、财权划分规范化、协调机制动态化、监控体制制度化等四个方面 ,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的理论品格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构想,具有鲜明的品格: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学说作为理论指南,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为考量依据,以实践经验的总结运用作为智慧源泉,以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象。     

色科寺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研究

色科寺是青海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特别是有清一代在青藏及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地位。清廷至民国政府都给予色科寺以崇高的待遇,使其逐步成为青藏地区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透过色科寺与清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梳理与分析,不但可探讨中央治理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和宗教事务管理的政策及其演变,也可分析清代以来中国的"园家(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模式及其变迁。     

以公共服务为主旨构建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通过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使各级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根据现代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应按照有利于发挥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来构建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的动力系统分析

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趋多样化的民众需求 ,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已成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这种关系的改革在现实政治中虽然受制于诸多阻力 ,但由于社会转型所孕育的一系列动力因素的积极推动 ,使得两者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其中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良好的外部环境 ,市场经济的驱动、地方民主力量增长、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入世的要求等几方面内容     

渐进主义——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沿革的主要模式

从纵向研究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沿革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表面上所作的是“收收放放”的工作,但在总体上却遵循着一个渐进主义的模式。虽然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明确提出渐进主义的沿革模式,但是对这一模式运用自如,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创制·改革·调适──简论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关系之一。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确立与发展时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的改革时期。今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还将不断地进行调适。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

我国古代国家统一或分裂状况与官吏选任制度具有密切联系。选官制度变化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央集权下适当分权的选官制度有益于创设稳定而富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繁荣。     

西方发达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启示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它们的许多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意划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针对具体的情况采取具体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