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道德与科学技术——中西文化—认识论的差异、互补与融合的特殊表现

中国文化和认识论以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为主要特征,而西方文化和认识论的主流则是科学文化和自然认识论。中西方文化-认识论的这种差异又主要表现为对人性、道德与科学技术的不同执着和追求。中国的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相对来说更重以人性、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人文领域,而对人文领域以外(如自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领域以外的自然界实际上也常常被包括在人文领域中)的问题则相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高张人文主义旗帜。在这里,“人文的”是与“自然的”而不是与“神学的”相对应而     

古代的“报仇之制”

古代的“报仇之制”翮风有些人谈文化，认为西方文化重个人价值，讲人格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这些。他们说话前先找一个外国人做旗杆，某某大师，某某权威，狠狠地摇晃一阵，先把中国的土包子吓唬住，然后才说出一点什么洋道理。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中国人有人格，也...     

“一元”与“二元”的对立——谈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理解

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和西方人的理想主义 ,具有深刻的文化基础。从哲学上说 ,则来源于中国人“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生与死、入世与出世、趋同与批判、官本位与人格本位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现实主义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分 ;同时 ,疏于审视、少有批判、过于功利 ,也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劣根。我们在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 ,一定要克服 (至少是缓解 )这种劣根性。     

“可爱”与“可信”──论王国维关于逻辑学的二难困境

所谓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精神（亦即科学精神）。科学和理性是凭借严格的逻辑证明和推理建立起的，因而逻辑学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差异。王国维把以逻辑学为基本内容的理性精神与重视直觉经验的人文精神相对立，因其无力解决此对立而陷入二难境地。一王国维关于逻辑学的二难困境其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人文精神）关系无法处理的一种困惑。他认为理性的“可信”与人文主义的“可爱”格格不入，而二者又无法丢弃。“哲学上之说，…     

全球性境遇中的“东”与“西”——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关涉到中国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从分析罗念生的诗《东与西》出发 ,尝试以中国现代人的“空间感知”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东方本位类型、西方本位类型、中央类型和多重移位类型。作为超越于前三种中国文化现代性空间类型的多重移位类型 ,是以自我 (东方 )和他者 (西方 )的多重移位的方式来对待文化建设的。这就使它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陷阱 ,并使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以李长之和梁宗岱为代表的一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努力融合中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潮 ,其意图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塑中国文化 ,并寻求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以一种宏阔的文化思路 ,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论中西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

人性与管理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代表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以“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为代表。本文认为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 ,融合中西管理人性的合理成分 ,才能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性管理理论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全力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的思想文化倾向相反,上世纪90年代初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倾向。人们把这样的思潮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     

中国伊斯兰哲学中的人性论与“以儒诠经”

对人性的探讨是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论题,明末清初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们以伊斯兰教经典为据,参照宋明理学对人性研究的新观点,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性命观。中国穆斯林学者把人性划分为“真性”和“禀性”,认为“真性”是人性的本质存在,人性本善,而“禀性”则是导致人为恶的根源;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身、清心、尽性”的功修之路,成为“人极”。中国穆斯林学者通过“以儒诠经”的方式,完成了伊斯兰哲学的本土化,客观上消除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隔阂。     

在“超越”与“非超越”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刍议

如果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西方呈现为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外观。就总的特征而言，西方是科学（理性）中心主义，中国是伦理（价值）中心主义。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导向下，西方人并不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伦理价值主义的导向下，中国人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完善，而不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作用，未能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只是维系或恢复原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因此，西方文化表现为“个人的非超越”和…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社会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关于中国近代科技滞进的文化思考

中国近代科技滞进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有关。教育以培养如何作人和如何治人为宗旨,培养不出来科学人才;述古循辙的治学精神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创造精神和科学精神;“官本位”的单一角色认同,影响着科技队伍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近代科技滞进的文化因素也就更加清楚了。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华夏“和”文化与民族美学

<正>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最终形成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色,形成了包含一系列做人说教在内的“人教”文化,“礼教”便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华夏“和”文化即是由“礼教”派生的一种子文化、这种“和”文化表现为一个多维的行为文化系统。 首先,古人为了给人间之和找到一个本体论依据,便把“和”设想为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这便构成了“天地之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春秋繁茂·循天之道》曰:“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干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其次,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人间之和”体现为“天人之和”与“人人之和”两大形态。“天人之和”是人们在处理与天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天与人是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解放与升华——“五四”时期新思想界对人性解放的思考

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化的大潮伴随战火涌入国门以后,逐步引起了中国固有文化各个层面的演变。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人的观念也日益被渗入了新的因素,发生着带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彻底更新精神文化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广泛的精神文化更新为人的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更明确的参照系和更适度的环境。新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把人的解放鲜明地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对社会进化的核心问题——人性的解放与规范作了激越而深刻的思考,为人的观念殿堂点燃了灿烂的思想火炬。     

以“仁”意“类”的中国哲学精神

就“中西马”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可作为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当代“类哲学”的思想精神。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本文认为殷承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极一如”的“和合”思想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哲学个性的“类思维”;践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命之道,蕴涵的乃为中国化的“类生命”;而“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至仁”精神,则是一种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类哲学”。     

论“中华精神的马克思主义”

"中华精神"比"中华民族精神"更能准确指称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之基因。大中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拥有占主导地位文化认同的地缘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土壤的文明理论要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必须吸收中华文明之基因。中华精神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天人一体、以人为本;天下一家、以和为贵;道生万物、以道为导;众生平等、以众为尊。"这四句话可以简称为"四为精神"。即"为人、为和、为道、为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重实际、重实践、重人民、重科学"。这十二个字可以简称为"四重精神"。"四重精神"与"四为精神"是契合相通的。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国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华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内在融合的"中华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总体成果的最好指称。中华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由三大理论体系组成: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