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

本文首先通过追溯"神韵"的语源,肯定前人认为它系由画论移植于诗学是目前根据文献所能得出的假说。又经广泛考查历代文献,发现在元代"神韵"已用于诗文评,其审美内涵则到明代中叶基本已定型,至迟在胡直的诗论中已有较成熟的理论概括。这一结论澄清了学界认为胡应麟始用"神韵"论诗的不确之说。最后,考察王渔洋早年创作和批评中使用"神韵"概念的情况,认为王渔洋最初使用"神韵"概念是不自觉的,经钱谦益品题后,日益意识到"神韵"的理论意义,自觉地加以申说发挥,最终被诗坛广为接受,尊奉为其诗学的核心范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渔洋与明遗民诗人姜埰的交往

从有关资料看,王渔洋与姜埰有过一次交往,并由姜埰给王渔洋的赠诗,引出了清初批评王渔洋“清秀李于麟”的诗学话题;这一话题又与王渔洋后来对姜埰“遗命宣州”的批评有关.王渔洋对姜埰的批评,反映出王渔洋后期对明遗民诗人的日渐疏离.     

王渔洋神韵说论评

乾隆年间,正当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毁誉不一、争论纷纭的时候,诗人、学者翁方纲来山东任提学使,他对这场争论说了几句引入注意的话。他说:“至于严沧浪之论诗,上接王官遗意,先生(指王渔洋)盖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载诗家也”(《渔洋诗髓论》)。这里称渔洋的神韵说是对严沧浪、司空图论诗学说的“偶借拈之”固然不妥,但是他认为神     

从《花草蒙拾》看王渔洋词论与诗论之关系

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影响极大，而其词论却相对淹而不彰，有论者以为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形成在先，进而影响了其词论；而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笔者通过对王渔洋词论专著《花草蒙拾》成书时间和内容论点的考察，参以王渔洋扬州五年的文学活动，发现渔洋词论和诗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推动了王渔洋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     

顾炎武《赋得秋柳》诗新解

顾炎武《赋得秋柳》一诗,学术界历来以唱和王渔洋《秋柳》四章为主导观点,也一向认为此诗主旨是寄意永历帝。本文对顾炎武同时在济南创作的四首诗作综合分析,认为此诗非唱和渔洋,是受徐夜秋柳诗的影响而作;该诗的主旨乃是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人俘虏的德王朱由枢,并进而表达亡国之悲。此诗的解读有助于对王渔洋《秋柳》四章的理解。     

董其昌的画论和王渔洋的诗论

董其昌的画论和王渔洋的诗论张少康王渔洋的诗论明显地受到董其昌画论的影响，这在王渔洋的《芝集序》一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董其昌的画论可称为南宗画论的活，那么，王渔洋的诗论则可称为南宗诗论。他们在文艺美学思想上是一致的。说南宗画，大家都很熟悉；而南宗...     

王渔洋与禅宗

峨眉山万年寺弥陀龛联曰:“愿将佛手双垂下,摩得人心一样平”。佛陀之手虽则未能把人心摩得一如平镜,但佛教、特别是禅宗对中国古代士人心态、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却是几无疑议的共识。本文试图弄清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王渔洋近佛言禅的深层必然性;禅宗对王渔洋诗论、尤其是对他的神韵说的影响。     

论王渔洋评杜

王渔洋是清初极负盛名的诗人。他论诗力主“妙悟”,创“神韵说”,许多诗作淡远自然,清新蕴藉,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对杜诗的评论,却一直受到人们的非议。和他同时的赵执信,就说他“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①今天的研究者也多认为王渔洋名为学李、杜,实则崇尚王、孟,并认为他不喜杜诗的原因,在于他反对杜诗对黑暗现实的揭     

论清代诗经学之发展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清初发轫期、乾嘉鼎盛期、道光转折期、晚近嬗变期。以近400年诗经学作整体考察，则应将“现代革新期”附于其后。5个时期的诗经学发展轨迹勾勒出近四百年诗经学发展之概貌，明晰了学术史中诗经学之流变。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徽宗年间,陈瓘曾极力弹劾新党大臣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因而受到了新党的打击,被贬谪各地,流移不定,亲朋好友也受到了牵连.在贬谪地,陈瓘两撰《尊尧集》,指斥王安石《日录》,成为攻击新学和新党的一个旗手.陈瓘在徽宗朝的诸多行为,如指责曾布"建中调和",《四明尊尧集》中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北宋后期的党争,从政见分歧向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化,陈瓘等元祐党人实难辞其咎.南渡以后,随着元祐学术地位逐渐上升,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日显隆宠,颇受推崇.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简述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自缢”之谜

色旺诺尔布桑保出生于清朝同治初年,清朝光绪十六年袭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图亲王职爵,后任哲里木盟盟长。他在位期间由于横行暴敛,残忍无道,被旗民百姓称为“道格辛大王”（意为凶暴的王爷）,其后被属下家奴花里亚孙等人追问其暴行时“自缢”身亡,本文主要叙述图什业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自缢”之过程和花里亚孙等人的反对封建势力的历史意义。     

《清平初选后集》三题

清康熙刻本《清平初选后集》是清初重要的词选集,尤其是研究云间词派的重要依据.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研究者遂多以《词坛妙品》代替《清平初选后集》.实际上,《清平初选后集》具有独立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词坛妙品》存在着诸多区别;二是其中的《姓氏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云间词人名单;三是其中的《凡例》与田茂遇《叙》为研究云间词派创作和理论主张的嬗变提供了重要信息.     

赵翼的诗和史学

赵翼号瓯北,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文人。生前以诗人名世,与同时之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诗家,收于《瓯北诗集》者达4883首之多。身后则以史学家见称,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其文学著作主要为《廿二史札记》与《陔馀丛考》二书。关于《廿二 史札记》之评价,原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下,其后则逐渐提高而列于钱、王二人之书以上。其主要价值在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二十四史原书作具体的分析评论,因而于初读二十四史者有导读的作用,为史学方面特具创造性的成就与贡献。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蒋琦龄是清咸同年间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较好地贯彻了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其诗歌在当时被视为“诗史”。     

伤离悼乱,烽烟鬼唱──蒋春霖战争词探微

蒋春霖为咸丰、同治时期著名词人,时称“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谭献）其《水云楼词》堪称有清一代上乘之作。他的词反映了晚清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文人普遍的失落感及迷惘心绪,具有“词史”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