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非正当利益与政府公共性的回归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最重要的代表主体,公共利益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在.政府利益是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混合体,政府既可能体现公共利益,也可能背离公共利益,即产生非正当利益.只有当政府公正地保护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并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才是对其公共性质的回复.有效遏制政府的非正当利益行为需要谋求政府的善治之道,而政府善治的本质在于回归政府的公共性,这既是对传统政府合法性的补救,也是谋求政府善治之道的前行方向.     

关于正当当事人的若干思考

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是外延不同的两个概念,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应是案件的正当当事人(适格当事人,而程序上的当事人由于未必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而不一定能成为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与程序当事人的判断标准是对诉争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有一定的实体利益关系,并在这种判断标准下对正当当事人的种类作了归纳。应允许一定条件下依诉的利益成为正当当事人,以扩大正当当事人制度的保护范围:对正当当事人的审查应在诉讼中进行,以维护程序的实质作用;正当当事人制度有利于诉讼经济的目标。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贿赂之范围

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社会对这种公正性的信赖。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对于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作用的正确发挥、公正运用不可或缺,公务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他人没有得到这种利益,但仍然要承受公务行为不正行使的后果,因此,本罪的保护法益首先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同时,即便职务行为是公正行使的,与职务相关联的公务员如果收受贿赂,国民对公务的信赖感就会丧失,公务的正确行使就会受到损害或会产生这种危险。贿赂的范围应当包括与职务相关的非法报酬或不正当利益。即贿赂包括金钱、物品以及财产性利益等能够满足人们需求和欲望的有形、无形的利益。     

关于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所以,认定行贿罪要求主体主观上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方可成立。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的外延不易过宽,只要国家明令禁止获取的利益才是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不正当利益”等同与“非法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     

中原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义”

中原传统文化围绕着财富利益的分配、友善适当的行为、正直公正的良知,特别是对个人自由追求应得正当利益的维护、对他人正当利益的尊重,彰显了一种既维护自身自由又不去干涉、妨碍、损害他人,追求总体和谐的公平正义思想。这种价值理念规范了我们的行为,塑造了我们的民风民俗。今天,我们需要从中汲取合理思想,为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支撑。     

潜规则及其法治矫正探析

"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即为规范社会行为之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滋生不正当利益的负面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与蔓延会削弱法治.潜规则是一种潜伏于显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潜规则具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法治视野下潜规则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又有法律原因、利益原因以及社会原因.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通过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运用权力制衡压缩潜规则空间、增加交易成本,能够削减潜规则的发生.     

对非正当关联交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国内许多公司企业在现行法律不能有效控制,监管滞后的市场环境中因利益驱动而丧失企业和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导致开展非正当关联交易。此类行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化、跨国公司并购浪潮的到来,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将会越来越泛滥地出现在我国经济领域,随着外资的进入,会严重地导致国有资产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外流。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引进刑法对非正当关联交易进行强制性管制和整顿是必要的。     

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分析

农村维权精英是乡村政治过程中多重张力催生的特殊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正当的,也有非正当的.个人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道德化、底层问题上层化和"踩线而不越线"是农村维权精英常用的博弈策略.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当务之急是疏通乡村政治博弈渠道,规范乡村政治博弈行为.     

确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找到一个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最恰当的方式。既要重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正当利益,又要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内。这种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它是一种崭新的、正确的价值观．是时代的主旋律。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探析

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首次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第164条当中。其客体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其所谓财物,包括一般意义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刑法》第164条存在片面性,应该对索贿的情形作出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中并非指利益本身违法,而是指获得利益的手段违法。只要行贿的对象是非国有单位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具备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就构成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至于其主体的性质则不是决定定罪的条件。     

英美正当法律程序的比较考察

在英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产生可以溯源于《大宪章》,它被视为权利和自由的基石。美国继承了这一原则,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分为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而后者是英国没有的。并且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往往和司法审查制度结合在一起,被用来审查联邦和州的立法,这种运作方式也是英国所陌生的。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在于英美之间在宪法观及权利观念上的不同认识。     

论水资源及水环境保护利益补偿制度

水资源及水环境保护利益补偿制度是在水资源(水权)运营中,一方面是指水资源及水环境(水源地和涵养水源区)保护中,受益方对受损方利益的补偿;另一方面是指水资源及水环境受破坏(污染)中,受益方对受损方利益的补偿.水资源及水环境利益补偿制度涉及问题错综复杂.关键是利益补偿的正当合理性、利益补偿的法律关系以及法律制度框架的构建.     

利益平衡视野下自然保护区农民利益保护研究

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限制与禁止开发类区域,承载着环境公共利益。由于现行立法缺乏对保护区内农民的正当利益保护加以充分考量,从而引发农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与管理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依据利益补偿理论,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对农民合法利益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更新自然保护区的立法理念,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生态公共利益与保护区农民私人利益的平衡。     

激励原则: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驱动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 ,已经上升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思想教育工作坚持利益原则、维护和保障大学生的各种正当利益需要 ,是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前提。为此 ,要从多方面阐述如何运用激励原则 ,激发大学生对利益的内在需要 ,使之产生一种内在动力 ,调动内在积极性 ,从而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

上市公司大股东常常利用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他们之间因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了较严重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在选举董监事时的冲突、股利分配上的冲突和公司并购中的冲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将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投资决策非效率、企业规模非效率以及控制权转移非效率等后果。     

诉讼时效中的意思自治

诉讼时效的法定性侵蚀着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精神,而"督促权利行使"、"社会效益"、"维护当事人利益"、"预防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欺诈、胁迫对方放弃时效利益"等都不是构成诉讼时效法定性的正当基础。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让当事人可以协议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放弃时效利益,有益于彰显意思自治精神,同时通过法律行为的无效和撤销制度来避免诉讼时效可约定性产生的不良后果。     

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经济学解释

作为现代公司制度演进的产物,公司控制权已经逐渐类型化为绝对控制权、相对控制权和实质上的控制权这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权利.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平衡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权私人利益受到了更多关注.控制权私人利益是控制性股东通过行使控制权而获得的中小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的利益,对控制权溢价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私人利益的客观存在和经济价值.控制权私人利益包括非正当性利益和部分正当所得,其中非正当性利益主要通过关联交易、自我交易、内幕交易、溢价出售等方式实现.对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法律规制亟待完善.     

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于行政领域时,不免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何种程序方属正当?以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灵活性为基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最终在1970年代确立了利益衡量标准的主导地位.为减少利益衡量标准的负面性,法院仅在重大影响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时,才适用该标准补充或修正行政程序,使之达到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严惩行贿 遏制腐败

腐败是公共权利的非公共运用。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利用职权为行贿者提供利益。交易是一种双向活动,“权钱交易”具有交易的基本特征,它由行贿和受贿两方面构成。根据贿赂案中主动方的不同,受贿有两种形态:第一形态是“索取他人财物”,第二形态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第一形态的受贿案中,国家工作人员是主动的,被索贿者如果不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则不属于行贿行为;而在第二形态的受贿案中,受贿者是被动的,行贿者是主动的,行贿者为了不正当的利益用财物影响国家工作人员。本文…     

我国公司股东派生诉讼问题探讨

股东派生诉讼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它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因此在正当当事人确定、诉讼管辖、证明责任分配等等问题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正当原告是提起诉讼的股东,正当被告应该是侵害公司利益的全体股东或全体董事,公司不是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当事人。以此为基础,对股东派生诉讼应实行特殊的诉讼管辖以及证明责任倒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