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毛诗序》的功利诗学观念及成因初探

《毛诗序》是冠于《毛诗》每首诗之前的简短说明,它作为先秦诗学的系统性、实践性的总结和《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而功勋卓著,影响深远.但在自宋至清的一千多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却很不一致,形成了尊序派与废序派的长期争辩.五四以后更被诬为掩盖《诗经》的“瓦砾”而屡遭唾骂和谴责.本文摈弃前人或一味废序、或盲目尊序的偏见,力求从《毛诗序》的文本内容人手,实事求是地探讨它的功利诗学观念及其成因,为人们历史地、客观地认识《毛诗序》提供一些参考.     

《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

《毛诗序》好以美、刺说诗 ,其美、刺对象多指向帝王后妃 ,且牵强附会 ,与《诗》之本义乖谬者多。前人所谓《诗序》所言非诗本义 ,乃周人采、编者“用诗之义”,亦不可通。《毛诗序》当为汉儒所为。汉统治者崇经尊儒具有很强的实用功利性。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汉代经师为履行其职责 ,其研习、传授《诗经》的终极指向是将《诗经》作为树立君王权威、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 ,并巧妙地利用说解《诗经》以求达到委婉地讽喻警示当代帝王的目的。     

吕祖谦的《诗》学观

吕祖谦为南宋鸿儒,于<诗>学颇富造诣,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本文从<吕氏家塾读诗记>入手,论述了吕祖谦对<诗序>的批判,对毛、郑的驳正,意在廓清朱熹以来学者们对吕祖谦的偏见.     

《诗经》制作年代纂略

谈及《诗经》的制作年代,要提到它的起和讫。 关于《诗经》里哪一部分或哪一首作品是最早的诗,历来众说纷纭。东汉郑玄(127—200)所作《诗谱》,对《三百篇》每一首诗的世次,虽然大部分依靠《诗序》和其它间接材料来评估,未必可以尽从,在《诗谱》的序文中,却为整部《诗经》年代的厘定,提供了一条明显的线索: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试论《诗经》情诗的历史命运

一、情诗本来面貌的丧失与封建说诗体系与《诗经》中的怨剌诗、史诗、宴饮诗和祭祀诗相比,情诗的命运最为困厄:在《诗经》研究史上,一开始它遭到的就不是一般的曲解和误会,而是极为荒谬的解释和离奇古怪的说明,以致面目全非,根本不被作为情诗看待.这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它就丧失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和固有价值. 对情歌第一个作出自成体系解说的是《毛诗传笺》,它包括《毛传》、《郑笺》和《诗序》.这三者对情歌的认识虽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基本观点和说诗方法上却完全一致.一些学者将     

清代《诗序》研究与《诗序》尊废之争

《诗序》尊废之争是清代《诗序》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在《诗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上,清代学者表现出淡化作者而突出时代、忽略"所作"而强调"所传"的倾向。在《诗序》的性质与内容问题上,清代学者围绕"作诗之意"与"编诗之意"两个概念对《诗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对它到底是不是一部解释经典、体现圣人之意的著作作出了解答;围绕"著其世"与"白其意"两个方面对《诗序》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将之划分为历史阐释与价值阐释两个层面的内容,分别指向对历史之"真"的探寻与对价值之"善"的追求。这就极大程度地肯定了《诗序》的解经价值,对整个清代《诗序》研究的基调与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清代《诗序》研究的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诗序》尊废之争的简单延续,毋宁说是对《诗序》尊废之争的深刻检讨。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Qingli Literary Style and Wang Anshi′s Study on the Book of Songs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

书院在元代因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书院教学中受到崇拜 ,达到了至尊至贵的地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法定的教材和参考书 ,各书院的讲授内容和研究也就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模式。程端礼在朱氏教学和读书的方法上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出了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江东书院讲义》作为《日程》的附录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新解--兼《易传》经学史节点考析

对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的理解,涉及现存《周易》通行文本的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关于《周易》经、传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易经》作于殷末周初、《易传》(十翼)作于战国时期。这其实是决定现存《周易》文本结构层次的根本因素。这种两分法,起码在彖传、象传的定位上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如果从文本形成时段角度考察,《文言》的位置也有移至全书最后、与《序卦》《杂卦》配伍的可能。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诗缘情而绮靡——从陆机诗看西晋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

陆机诗＂源出于陈思＂,以《诗》之《国风》为基础,家国感慨寄言典重,显示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但入洛以后,其诗歌风尚发生了明显转变,从古语到景物,从四言到五言,诗体面貌由典重到绮靡。在体裁、声律、修辞、物情等方面,他充分表现了弘丽妍赡、翩翩藻秀的卓越才华。从陆机诗风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晋时期作为一代都城文化的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及深远影响。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读《孔子家语》札记

《孔子家语》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宝贵材料,但由于长期以来该书“伪书”说的影响,人们对其价值仍然心存疑虑。其实,该书与包括《礼记》、《大戴礼记》在内的传世文献以及新出土文献都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细心将《家语》与之比较,不难发现它的确应该是孔子弟子记录的汇编,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