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村福利探寻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体系的构建包括家庭的功能、社会(社区)的组织网络、国家的干预作用和支持这一切的福利思想等。历史上,中国的家庭构成了非常紧密和最基本的福利单位;社区的组织网络承担着基层最基本的福利保护和传送作用;国家(政府)对农村的福利干预一直很强大,政策和措施形成上下和纵横的系统。与西方福利系统的政府、市场和个人主要构成因素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福利体系以国家、社会和家庭主要因素构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大同、民本、和谐等福利思想以及释儒道三家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福利体系的哲学基础。     

从身份社区到生活社区:中国社区福利模式的战略转变

社区福利是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与政策目标。本文主要由社区福利与社会福利、社区需要与社区福利体系建构关系入手 ,从社会环境与社区环境、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社区人口构成与阶级结构、街居工作范围与服务内容、街居服务对象与管理方式等分析层面 ,全面描述社区性质的变化 ,分析政治化社区向社会化社区的重大转变 ,首次说明中国社区福利由身份化福利向生活化福利模式的战略转变。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缺陷及其完善路径

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其对改善农村民生、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妥善处理好农村社区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和社区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以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中国社区福利的逻辑及实践问题

中国的社区福利建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社区福利观念功利化、责任主体模糊化、福利来源过度单一化、福利获得复杂化、福利服务诉求全面化、福利差距扩大化和福利矛盾尖锐化等实践问题,在充分强化政府的道义责任过程中,对"福利社会化"的理念再做必要的检讨和反思、注意解决社区福利发展中的商业与福利理念的对立问题、着重探究社区福利改进中的福利均衡实现路径、警惕社区福利依赖性文化的再生和防止歧视性福利拉大社会距离等是今后进一步完善社区福利机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基于福利三角范式的现实思考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福利社会构建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必须正视当前中国现实,转型期中国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社会福利三角范式是西方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分析概念,文章强调大社会背景下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大三角的构建,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体现公平和保障的价值,市场体现着自主与选择的特性;同时,还提出增强中国市民社会中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小三角的融合与发展,以期增强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福利社会构建。     

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的建设及运作机制

社区福利包括社区提供的福利服务、社区内福利机构提供的福利和政府委托社区具体实施的福利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社区建设的现实目标应是发展社区福利。依托社区建立福利,并不是说要由社区代替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单位或政府原来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责,而是要发挥社区的人们生活聚居区的特点,发动社区内的一切资源,并尽可能地吸引社会中的资源,解决社区内居民生活问题,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社区福利与社会福利是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关系。应当发挥社会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大力培育非营利组织和各类非正式组织,发动社区居民参与,建立起国家、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和家庭各司其职的新型福利体系。     

行政决定转化为行政合同的必要与可能

传统行政即依靠行政权力手段而为的行政,它强调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支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行政方式下,公民的意愿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从表面上看,似乎会有效率,行政机关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来保障法律和行政决定的执行。但如果仅仅依赖权力手段来行政势必会带来一些弊端或局限。在民主行政、福利行政的社会大背景下,急需弥补传统行政本身存在的不足,通过平等协商、合意的途径而订立的行政合同正适应了这一要求。     

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困境、难点及路径

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求农村社会福利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尚存、国家顶层设计的福利制度依然处于构建过程的现实背景下,发挥多元社会力量进行农村福利治理正遭遇缺位、越位、错位的发展困境,体现出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目标定位、主体定位和路径定位方面的难点。破解其困境和难点的可行路径为:一是谋划积极的农村福利治理战略,二是重整有效的农村福利治理组织,以此为农村福利治理积聚发展共识和发展能量。     

社区福利建设的理论构架

作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产物,社区福利建设必须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大社会背景出发,在充分考量社区居民实际福利需求--供给体系结构状态的前提下,以社区作为社会福利资源整合的平台和载体,从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向度来分析其发展背景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预设社区福利的未来发展走向.     

试析现代政府所需协调的公众关系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政府如何协调内外关系,以求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各部门的相关职能,这是摆在每个领导者面前,应该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本文从政府公共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政府如何协调内部员工的关系,如何协调与社区公众的关系以及和媒介公众的关系.     

近代中国农村社区转型中的两次“相对性衰落”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先后经历过两次"相对性衰落",对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两次相对性衰落有内在的本质差异,但却共同受到市场化和政策意外的作用。与西方农村社区衰落的市场化根源相似,中国农村社区两次相对性衰落都与市场化的扩大与深入紧密相关,而中国农村社区相对性衰落背后被忽略的因素在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政策实践带来的意外后果。无论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和对基层社区"自治"与"保甲"的政策实践,还是近三十年来我们对农村社区经济基础、社区形态和治理方式的变革,都体现出政策意外在中国农村社区两次相对性衰落中扮演了独特而又关键的作用。     

镇管社区: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浦东S镇为例

镇管社区是对镇域内的城市化社区采用有别于农村社区管理的政策和手段,在行政管理架构、财政支持和服务手段等方面相互配套、协同推进的社区管理新机制.大都市郊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转型,是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压力来源;镇域社区特质是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前提;而顶层设计理念指引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则催生了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的体制机制.     

国家话语与社区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解读

社区建设目标是关系为什么和如何推进社区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国际比较基础上 ,分析中国社区建设目标的政策声明 ,介绍学者对社区建设目标的不同理解 ,提出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目标是 :以发展社区福利为主 ,培育文化共同体为辅 ;以任务目标为主 ,过程目标为辅 ,任务目标与过程目标有机结合。     

中国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特征——兼论国家与社区的关系

传统五保供养制度带有国家化社区救助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政社合一"或"政社不分"的制度环境。在农业集体经济结构瓦解条件下,新的五保供养制度正转向国家化公共救助,体现出国家与社区关系中的某种"内卷化分离"。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公共救助与社区救助的合理分化,以及公共救助的社区化,促成国家与社区的平等合作关系。     

法治化进程中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的整合治理

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法治化进程近年加速推进,要求并推动儿童福利与保护从分散治理迈向整合治理。然而,转型期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仍然面临着整合治理的内生困境,在多主体职责规范、司法实践和福利实践以及行政理性与专业理性等之间存在较大的整合挑战,迫切需要以儿童福利与保护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回应性的服务治理体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新时期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的整合治理路径,指出应持续加强儿童福利与保护统筹机制,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枢纽型功能,健全完善分级整合、专业引领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以及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网络。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转型期社区组织的科层化及其走向——以C市J社区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伴随着社区的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行政、民生事务的大量下沉,社区自治组织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科层化现象。与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权责分明、分工精细的科层管理模式不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权力来源的天然缺陷与资源掌握的有限性,使其科层权力运作缺少坚实的基础。自治组织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以及自治组织内部成员的低成本脱位性,亦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科层化呈现出特殊的形态。虽然社区组织的科层化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但其行政化倾向却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社区科层化现象是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进程中行政体与自治体之间复杂关系互动的产物,任何试图通过改革使社区组织走出科层化的举措,都将面临复杂要素的制约。     

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路径选择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语境是建立在社会福利供给的宏观与微观的对立统一基础之上.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需要一种符合自身社会发展的福利视角.从何种角度来看待社会福利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福利承担何种角色;每一种福利视角都将提供不同的福利目标.传统与现代、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等看似不同范式的结构,却能够共同给予福利视角以不同解释.从这些不同范式结构考察福利供给主体、福利供给对象、福利供给目标、福利供给模式等等,将透视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本土化的发展路径.     

“城中村”村民与外来民工的排斥关系研究——以上海市H村为例

大量的外来人口以租房的形式进驻到城中村,与村民比邻而居。但在村民与外来民工两个群体之间却体现着一种排斥关系,这种排斥表现在经济、政治、社区福利、社会关系四个方面。排斥关系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下村民群体垄断的结果,应通过有效途径构建一种村民与外来民工和谐共生的关系格局。     

村落经济组织与社区整合

村落社区是与农业耕作制度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农村传统社会构造。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和国家行政力量都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对村落社区的整合起着不同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农经济和工业化使一些发达村落成了“超级村庄”,尤其是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中,村落以其自身的方式吸纳了非农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异质性,将非农经济组织成功地移植到村落乡土社会的土壤中,完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历史使命。然而,这种“村办企业的社区化”,既不是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也不是农村社区城市化的趋势,村落社区面临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