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热振事变”的两个问题

引言一九三三年以前,热振是色拉寺“杰”札仓的大活佛,也是赖达摄政的候选人之一。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噶厦政府召开“春都杰错”,决定以热振为摄政,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未成年以前主持西藏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一九四一年,热振活佛向噶厦政府提出暂时退休三年,并把摄政职务让给达札。一九四四年冬,热振由藏北热振寺回拉萨意欲复位,不成。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达札密派索康·旺清格来和拉鲁·次旺多吉两噶伦率军二百,前往热振寺逮捕了热振。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热振     

《妙济禅师塔铭》与明代汉藏佛教交流

宣德五年刻制的《妙济禅师塔铭》,现存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分别由汉藏两种文字独立撰述,碑阳汉文由明代汉传佛教名僧圆瀞撰写;碑阴藏文据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口述写成。铭文记载了妙济禅师绰巴扎释为班丹扎释侄子,曾随第五世噶玛巴及宗喀巴大师受戒求法。铭文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交流,班丹扎释及其领导下的僧团为促进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热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内向"活佛,曾一度期望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复任摄政,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拘捕,不幸圆寂。文章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和英国外交部档案,对"热振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对五世热振活佛的态度及治藏政策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试图弄清"热振事件"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从而辨析国民政府的最终抉择。     

策墨林继任摄政王经过

清代,自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之火牛年),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逝世,到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藏历第十三饶迥之金牛年)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亲政,在这24年里,西藏的政教事务一时无人主持。起初,乾隆皇帝任命第穆诺门汗为摄政,但不幸的是公元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藏历第十三饶迥之火鸡年)摄政第穆诺门汗也逝世了。当时,对于满清朝廷会任命谁继任西藏摄政的问题,一时众说纷云,猜测不定。但是,无论谁都没想到,乾隆皇帝竟会出人意料地启用了当时既不是活佛又没有什么官职的年轻喇嘛策墨林继任摄政。对于当时的情况,藏文古籍《策墨林传》中都有详尽的记载,书中写道:“当时的情况是,原摄政王归天,(朝廷)商     

第巴·桑结嘉措分裂祖国的历史罪行

桑结嘉措(1653～1705年)，原名贡确顿珠，1679年被五世达赖委为甘丹颇章政权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第巴。当时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不久，虽然地方行政在第巴掌管之下，但军权仍掌握在和硕特蒙古手中。和硕特蒙古受五世达赖之请帮助创建甘丹颇章政权，在清朝支持下得到维系和巩固。     

歌手登越：喝着爱情理想去流浪

还记得《尘埃落定》、《康定情歌》两部藏区题材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不时穿插的优美的背景歌声吗?那粗犷中含着沙哑、婉转里和着忧伤的歌声久久萦绕在千万观众的心头。这些动人的歌声都出自一个人——登越顿珠,他现在已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藏族歌手之一。近日,笔者在成都对登越顿珠进行了采访,意外地发现他的出道和成名,竟源自一份一见钟情的美丽爱情。(一)一个女孩子,矜持地坐在最前排,斜歪着脑袋,外表似乎很冷静,只是那目光中却跳跃着热烈的期盼。19岁那年,登越顿珠从康定民族大学毕业,在香格里拉乡城中学教汉语和藏文历史。虽然工作…     

元贞初年元朝经略西藏探析

元代西北诸王海都前后三次自西域斡端(今新疆和田)南下进扰西藏地界,分别是止贡之变、元贞元年(1295)之乱、延祐六年(1319)之乱。藏文史料仅有“止贡之变”的记载,且一些史书将“止贡之变”与元贞元年海都属下亦怜真进扰西藏混淆为一。结合汉藏史料可知,元贞元年之乱与止贡之变是海都不同时间段的两次扰藏行为,并非同一次,止贡之变结束于1290年。前两次领兵进藏平叛诸王是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子铁木儿不花,第三次为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元朝出兵平息西域海都对西藏的进扰,并建立乌思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蒙古军都元帅府,巩固了在西藏地方的统治,使西藏始终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之下。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再探讨

通过对敦煌藏文文书P. T. 1078号诉讼案卷所涉吐蕃职官和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文书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吐蕃瓜沙地区司法上诉程序,可以得知吐蕃时期当地官府对僧人与俗人之间,或僧团内部纠纷案件的上诉与普通上诉案件是区别对待的。再结合11世纪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记载的吐蕃司法制度进行分析,认为16世纪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关于吐蕃司法制度的记载源自《弟吴宗教源流》,但对之进行了简化,使人不易理解,《弟吴宗教源流》所记载的内容更为详细、准确,值得学界予以重视,从中也可以了解唐朝司法制度对吐蕃地方司法制度的影响。     

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

从事唐代吐蕃研究者所参考的基本史料中有不少失实之记载,惜至今仍未见有此方面之专论,仅散见于各类藏学的研究成果之中,且仍有前人时贤所未发现之错误,亟待修正.本文采用史学方法,兼取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观点,以记载唐代吐蕃的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会文化的各个主题,诸如族属、国号、饮食、居住、文字、礼仪、妇女及政问题、宗教信仰及政教相关问题姓氏及身份分类,以及伦理亲情等,先撷录各书记载,再以唐代吐蕃所遗留的第一手史料--吐蕃金石铭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后期藏文文献(如<贤者喜宴>等),并参酌当代西藏社会的生活习惯、文化礼俗及民情风俗等,作为考据时之依据,予以辨正.     

从有关止贡赞普父子的记载看藏文史料的两个传承系统

关于止贡赞普父子的事迹藏文史籍中有着丰富的记载。总的看,这些记载的基本情节较为相似。但详加比较和甄别则可发现这些史籍记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耐人寻味的是,透过这种差异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藏文史籍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传承系统。为此,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以此对藏文史料的演变与传承系统提出一些看法。     

整理利用藏文历史档案的管见

据藏文史籍记载,从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王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开始,藏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也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形成了大量的具有非常珍贵价值的藏文历史文献,其中藏文历史档案占很大部分。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宝贵财富。在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三百万件左右藏文档案中,有元代、明代、清代和民国等部分,其中绝大部分则为清代和民国档案。具有这样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除汉族之外,藏族可能首屈一指。随着四化建设、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以及西藏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对藏文历史档案也日趋重视。本文拟就藏文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的必要性作一简要介绍,以期引起社会各方面对藏文历史档案的关注。     

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王统世系的史料考析——以《红史》为例

藏文史籍《红史》中不仅记载了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名、家谱,还附有部分汗王生卒年代和在位年代,以及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年代。虽然有的记载难免出现偏差,但作为14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史籍,其相关内容也为研究蒙古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明确了藏文史籍中记载蒙古的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及意义。     

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官称二三则

文章以两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所载及吐蕃宰相官称、中央的其他官称、边境军区官员衔称以及身份等为例,与吐蕃传世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以及后世藏文文献《贤者喜宴》所记载的吐蕃官称作比较研究,以之作为论断唐朝究竟对强邻吐蕃是否有充分理解之判准。     

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

清代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blo bzang bstan vdsin)反叛清廷,这在青藏地区的历史上是一起重要事件。这次叛乱岁在癸卯,故藏文史籍一般称之为“水兔年之乱”(chu yos zing vkhrugs)。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经过、性质及当时川陕总督年羹尧、兵部待郎常寿、四川提督岳钟琪等奉命征剿的情况,除有关史籍记载,后代的研究者已有不少述评。本文仅就这次反叛的历史渊源,试作粗浅     

藏文典籍的分布及其分编问题

在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藏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藏文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一千三百多年。藏文典籍之丰富,可谓汗牛充栋,仅国内而言,就有六十万函,以现有的编目力量,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典籍的分编尚不统一,而尚未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到实践,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提到议事日程上不可的时候了。     

战神杂考——据格萨尔史诗和战神祀文对战神、威尔玛、十三战神和风马的研究

战神,藏文写作dgra-lha,口语读成dala,逐字直译是“敌神”《藏文大辞典》释为“御敌神”(dgra-vthab-kyi-lha)。藏族民间关于战神的信仰观念,认为战神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崇拜战神的崇拜者不为外敌所伤。战神是居于男子右肩之上的神灵。敦煌吐蕃文献及后代藏文史书都记载了止贡赞普(gri-gum-btsan-po)及其战神的传说:止贡赞普与臣下罗昂(lo-ngom)比武,罗昂用狐狗之尸魇退赞普身上的战神岱拉工甲(ldc-bla-gung-rgyal),用腋下之战斧(mchan-nas-stevu)砍死岱拉工甲,投于第斯雪山(gangs-te-se),赞普因而死去。从这些记载可以确定,战神离开人体,人就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陵墓考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安葬在何处? 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传说,但传说终归是难以置信的。据史书藏文《新红史》记载:松赞干布“死于彭域塞莫岗,随后建陵于琼结索达。其间填以稀有之珍宝,称此陵为松赞干布陵,今仍称此名。”《松赞干布遗训》中记载说:松赞干布墓葬于琼结之雅隆顿卡塘,墓名称“红陵”。《松赞干布年谱》中     

《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篡乱及相关问题

隋唐时期青藏高原范围存在东、西两个女国,一个在"葱岭之南",一个在今川西高原.然<旧唐书·东女国传>对川西高原女国风俗与政体记述中,却出现了不少与<隋书><北史>所记葱岭之南女国相同的记载.这究竟是两个女国存在相同的习俗,还是由于史料记载的篡乱谬误所致?本文从史料的传承与演变对此进行了甄别与考察.其结论是,<唐会要>和<旧唐书·东女国传>对川西高原女国的记载中均明显存在史料的篡乱问题,文章还对其史料发生篡乱之缘由与流变作了进一步探讨.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

《抚远大将军奏议》、《平定准噶尔方略》和《清实录》以及后人所辑种种资料汇编,均就1716年准噶尔入侵西藏之战作了记载和评述。本文以藏文史籍对上述事件作一补遗,以示纪念平定准噶尔之战2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