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教育与优化教育法制环境问题研究

和谐教育的构建需要教育法的促进与保障.和谐教育的法治内涵要求教育法的制定与实施要坚持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着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管理和实践背离"以人为本"要求等不和谐的现象.这种教育不和谐的法律制度原因包括了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的传统价值取向,法律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执法与监督不力.优化法制环境,促进教育和谐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法制改革全局,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加大教育法的执法力度和健全教育法制监督机制.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的“改”与“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改"是首选之法,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从"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到"新法治新十六字方针"、指导思想从三部分到四部分的发展、从"全国法制宣传日"到"国家宪法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新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治与德治、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法治和改革等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革"的目的是建设,司法改革是改革的突破口、良法善治是立法创新、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创新、全民守法是法治教育的新要求。     

进展与局限：30年来教育法制建设的基本估价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我国坚持不懈地实施依法治教的30年。在这30年中，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也存在着亟待弥补的局限。一方面，各个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法规数量显著增多，法域渐趋完整，质量日益提高，已经构建了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教育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教育行政执法逐步改善，教育司法建设有所进步，教育法规的实施取得明显进展，可谓坚冰已经打破；但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教育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存在着法规体系不够严密、实施问题极为严重、制约机制相当软弱等局限。以此而论，我国的教育法治化进程的坚冰虽破而未融，还停留于“法治之法”的层面，距离较为完善的法治化目标还相去甚远。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回应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的新要求,明确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新使命、新任务,是当前党内法规实施的重心所在.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以党的领导根本政治保证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法律保障的有机统一为前提,以党统领战疫全局、协调各方执法力量为基础,以强化疫情防控督查检查为支撑,以党法协同为路径,从协同效能、补强效能、监督效能的提升出发,形成党内法规实施体系建设整体合力.通过党内法规与疫情防控法律的统筹衔接,以及党内法规实施全链条中的复合型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探寻转型期法治的具体建设路径——“转型期法治与行业法制”全国研讨会综述

法治既是一条宏观的治国方略,也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建构和治理模式.为了进一步把握中国法治进程的特色和脉动,寻求一条可行的具体法治路径,由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孙笑侠教授领衔的国家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与实验"课题组,于2011年11月在杭州主办了一次以"转型期法治和行业法制"为主题的全国研讨会.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行业法制"的基础理论、法学教育与行业法制、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行业法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环境法治的软法规范及其整合

环境法治的软法规范是环境治理多元主体基于理性商谈并经一定程序而人为设计的正式制度,包括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制定的行为规范、规则守则和标准等,但不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环境软法规范对环境法治既有积极作用,可以细化国家环境制定法的操作并为其实施提供有力支撑;也因其内部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而产生消极作用,影响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权威和认同,并导致环境法治的运行不畅。为更好地发挥软法规范在环境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在规范化、系统化的基础上,通过以国家环境制定法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和以环境软法规范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互动,推动环境软法规范内部及其与国家环境制定法的有机整合。     

建构新形势下大学生管理的法治系统

学生管理是影响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法治”是高校学生管理的必由之路。新形势下大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必须构建大学生管理的法治系统,即构建主体系统、思想观念系统、法规教育系统、法制系统、法规的辅助系统以及法治的信息反馈系统和监督系统等,并使之趋于统一。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12月4日,我国将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12月3日上午,省法学会、省司法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和《民主与法制》社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举办以"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为题的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省法学会会长梁伟发出席会议并讲话。梁伟发指出,"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要求,要以"国家宪法日"为     

教育立法研究的新视角--评李露新著《中国近代教育立法研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终于成为国人的共识。最近 2 0年 ,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法制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教育立法而言 ,从 1 986年起 ,我国相继制订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大量的教育行政法规 ,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教育法制体系 ,依法治教有了坚实的保障。然而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加入ＷＴＯ ,我国教育的发展在获得更多机遇的同时 ,也面…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中心与边缘:"地方法制"及其意义

地方法制研究涉及法治国家建设的多重观念转换.首先要从国家制定法律的观念转换为社会生成法律的观念,这一观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其次要把法治国家建设实践从以法律制定为中心向法律实施为重点转换,地方在此事业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最后要摆脱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的自上而下的认识模式,认识到地方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单位,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中央机关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由此,才能深入理解"地方"与"法制"及地方法制研究的意义.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党内法规理论

自党内法规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日起,党内法规理论研究热度不减,受到了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等学科和领域学者的重视。囿于党内法规理论尚未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党内法规具有独特的制度逻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法治属性与政党制度属性,这是生成党内法规本体理论的前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党内法规理论需要以党内法规本体论奠定理论研究基础,以党内法规价值论凸显制度功能取向,以党内法规历史论阐明制度变迁规律,以党内法规运行论描述制度动态实践。     

江泽民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贡献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社会转型，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教育领域迎来了一个空前迅速发展时期，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业已形成。这从多方面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江泽民作为我国第三代领导核心，对教育法制建设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从发展的角度，极有必要研究江泽民的教育法制思想。     

试论变通权问题

民族法制是世界上多民族国家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我国民族法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法制工作逐步纳入了法制轨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加强了民族法制工作,1982年制定了现行宪法,1984年又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包括各项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社会主义民族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深化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民族法体系还很不完备,其内容、结构和数量都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五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均未出台,带有变通内容的单行条例更是少而又少;许多民族自治地方在立法、     

界定“法治”与“法制”——一个实践的要求

法治与法制是两个有质的区别的范畴,既不是法治被法制所同化,也不是法治概念包容法制概念,它们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法治”是指以法律为核心,统帅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有机的社会控制状态,“法制”是指对民主状态的法律控制,同步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如此界定法治与法制概念,一方面可以全面认识法治理论所强调的法律手段的社会控制作用及法制理论所揭示的宪政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开拓了法理学体系的比较分析模式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观念的嬗变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逐步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人们的法治观念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从纯粹把法治作为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法制工具到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倒逼式工作到被确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动式建设;从法治社会建设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发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着力抓好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关键;发展民主,夯实法治的基础。     

比较视域下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化进路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内法规的性质定位、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党内法规体系的内部效力关系与实效性等问题关注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仍然存在效力位阶原则尚需明确、内部统筹协调有待加强、公开透明性不足等问题。我国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可批判借鉴国外政党的经验,通过明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等原则、建立党内法规全流程监控机制、公开法规全编、出台法规制定与解释技术标准等内部进路方式,推进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化。     

我国移植苏联法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将苏联的法制模式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楷模 ,将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作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努力方向 ,因而照搬了苏联的一些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这种“全盘苏化”虽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填补空白的积极意义 ,但与之相伴随的法律教条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等因素也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可以使我们在走向法治之路时正确认识、借鉴外国法制 ,使社会主义法制得到完善     

重新界定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改革与法制两手都要抓的工作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改革优先、法制附随"的实践模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再也不用托古改制,改革思维收获了空前的"合法性"。然而,与改革的成就相比,中国的法治(法制)建设稍显缓慢。这与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很不相称。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社会转型、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对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找到了化解两者冲突的思路,确定了"法治优先、改革附随"的法治改革观;试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法治、改革给国家、社会、执政可能带来的风险。     

近代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研究——以城市规划法为主要视角

上海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其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法制的现代化.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建立起了现代的城市法规体系,具有现代的法规结构以及法制语言.内在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确保了城市规划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保护了各利益集团表达观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