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人口特征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东乡族是甘肃省特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其人口状况显示出长期高速增长、家庭规模大、受教育程度低、人口结构年轻等特征,这些特征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有限资源下的人口激增导致大量东乡族人在传统生产方式下陷入贫困;文化程度低也限制了东乡族人进入现代生产方式,实现脱贫和经济发展;大家庭的生活模式一方面保证了贫困状态下东乡人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维护了固有的生产方式;而年轻的人口结构在传统生产方式下也很难产生人口红利。     

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分布及特点

东乡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人口绝对数来看,仍是一个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民族。本文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对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与分布状况作了分析,试图探索其发展特征和分布特点。     

东乡族女童的教育现状及其对策

由于多种原因。使得东乡族女童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了东乡族女童教育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探讨了东乡族女童教育的发展路向。     

新疆伊犁地区东乡族的婚姻家庭问题

东乡族是我国甘肃境内的一个古老民族。自五十年代起,开始大量迁入新疆,多居住在伊犁河流域。新疆的东乡族人口现在已达40,326人.占全国东乡族总人口的14.43%,其中居住在伊犁地区的东乡族为30,265人。占全疆东乡族人口的75.05%。成为伊犁地区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而占第四位的少数民族。1964年至1982年的18年间。新疆的东乡     

延边朝鲜族地区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1年对吉林省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延边朝鲜族地区的女性劳动力流动与留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的外流决定显著的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婚姻状况及本地劳动力市场成熟程度的影响;对于本地非外出的女性劳动力其短期外出规划会受到家庭中是否已有劳动力外出等多个变量的影响,而长期外出规划则仅仅受到其当前劳动分工的影响;相对于非留守女性,留守妇女的家庭负担主要来自于抚育子女。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在美国的中国女性的婚姻与家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关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关注和兴趣。但是,对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女性状况的研究,却尚为鲜见。笔者去美一年,与在美的中国女性有较多的接触,现拟对她们的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状况作一分析与研究,介绍给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 一、早期女移民的婚姻观念与家庭地位     

社区文化、女性文化与女性人口发展

社区文化、女性文化与女性人口发展鹿立一、引言关于女性人口文化状况与女性发展，近年国内的研究以为，女性人口文化状况是制约女性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影响女性的就业、收入、婚姻、生育、家庭权力等等，但这些文章大多谈的是女性受教育问题与女性发展，而不是...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大陆赴港定居女性移民及家庭状况调查——20例个案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赴港定居的大陆移民家庭状况及其与妇女地位的关系。调查及研究的内容包括被访者的迁移原因、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家庭生命循环阶段、创业或发家过程、家乡认同、乡亲网络、自我认知、价值观等。调查对象为女性及其配偶。 1991年5～7月间,笔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自广东、福建、上海赴港定居的20个家庭采用入户观察、访谈的办法,了解了25～62     

Continuity or Change？ Chinese Family in Transitional Era

In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SRB） associat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fertility level. The change of the parity structur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low fertility level, ma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hange of the SRB. We find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 and higher parity deters the imbalance of the SRB in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SRB in China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second and higher parity＇s correspondent level of SRB before 2000, and the first parity＇s SRB also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fter 2000.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人口素质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背景、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教育等方面对人口素质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当前家庭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 ,家庭变迁与人口素质呈动态关系 ,优化家庭因素对提高人口素质具有实践意义。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农户层面多子是否多福的数量经济新检验

利用2011年陕西省二市六县农户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利用拓展的Mincer方程和logistic模型分别探讨家庭人口特征变量对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城市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人口数与农村家庭年收入负相关,家庭劳动力的边际收入递减,家庭劳动力数与家庭城市化可能性负相关．家庭人口特征对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家庭多子并不多福,但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养儿防老”的特征,值得关注。     

以家庭周期理论为基础的“空巢家庭”

国内存在着四种空巢家庭的界定,这四种界定各不相同。分析比较发现：第一种空巢家庭的界定过于宽泛;第二种空巢家庭的界定建立在空巢比喻义的基础上因而不够严谨和科学：第三种和第四种空巢家庭界定存在区别的根源在于对家庭生命周期中空巢期的认识不同。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界定和划分．更清楚地界定了空巢期。在空巢期基础上界定出的空巢家庭可被理解为“那些子女离开起源家庭、父母仍共同居住的夫妇家庭”。清晰界定空巢家庭之后,就可以更好地区分空巢家庭与丁克家庭、独居家庭。     

创建和谐家庭,营造和谐社会

和谐家庭,对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我国的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问题也日益突出,对家庭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认真对待我国家庭存在的问题,重塑现代人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必要的。     

留守家庭：结构分化、适应与重构

城市化引发的人口迁移不仅影响到迁移者个体,而且影响到家庭本身。家庭成员的分离状况打破了原有家庭的和谐均衡状态．家庭子系统的功能受到影响：就夫妻子系统而言,由于关系疏离造成家庭边界模糊,负功能相伴而生：就亲子系统而言．因家庭边界模糊阻碍了家庭应对压力的能力,影响儿童的成长;就代际关系系统而言,亲代与子代的互动模式发生改变．老年人照料资源萎缩,代际互助中老年亲代付出增多。面对流动与分离,家庭系统在适应外在环境系统的过程中做出了调整：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重新配置家庭资源,扩大亲属网络支持家庭,获取外部资源维系家庭运转．子系统与家庭功能在调整中得以实现．     

Family boundary ambigu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cohabitation

We used data from the first wave of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to examine family boundary ambiguity in adolescent and mother report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ound that the greater the family complexity, the more likely adolescent and mother reports of family structure were discrepant. This boundary ambiguity in reporting was most pronounced for cohabiting stepfamilies. Among mothers who reported living with a cohabiting partner, only one-third of their teenage children also reported residing in a cohabiting stepfamily. Conversely, for those adolescents who reported their family structure as a cohabiting stepfamily, just two-thirds of their mothers agreed. Levels of agreement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mothers about residing in a two-biological-parent family, single-mother family, or married stepfamily were considerably higher. Estimat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dolescents across family structures vary according to whether adolescent, mother, or combined reports are used.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processes differed depending on whose reports of family structure were used, and boundary ambiguity was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key family processes. Family boundary ambiguity presents an important measurement challenge for family scholars.     

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及类型识别问题——以冀东村庄为分析基础

土改前私有土地制度下,核心家庭是最大的家庭类型,但它并非居于主导地位;直系家庭虽居第二位,其所容纳的人口却处首位;复合家庭位居第三,约有1/4的村民生活在这类家庭中。集体经济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家长失去了对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进而缺少了对已婚儿子分家要求的抑制能力。复合家庭渐趋式微乃至消失;家庭核心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已实现。调查村庄劳动力近距离的非农择业活动并未使其中多数人离开家庭,农民就业方式的非农转换并未对家庭结构产生大的影响。目前65岁以上多子父母被轮养具有一定普遍性。轮养父母周期性地依附于某个子女生活,与该子女组成间歇式直系家庭,在子女之间则形成轮转式直系家庭。将这一类型单列使轮养直系家庭的特殊性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