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疆边墙研究述评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曾先后在苗疆修筑边墙,旨在调控苗汉关系,治理苗疆。有关湘西苗疆边墙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在史料整理、修筑始末、功能作用、治理情形、开发保护等。总体而言,基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时代背景,学界对苗疆边墙的分析、探讨与结论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夯实和推动了苗疆边墙研究。不过,苗疆边墙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其社会影响、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还需更具体、深入、全面地开拓与耕耘。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从地方治理到国家建构

历史而观,由凤凰厅同知傅鼐等主持并于湘西苗疆推开的均田屯防,可视为清代国家组织地方力量的自我综合治理,亦为自改土归流以来苗疆地方治理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自此,湘西苗疆边地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各族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边地与内地日益联属一体,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以此而言,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之制于地方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有着积极作用。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苗弁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探析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社会秩序再度瓦解。清政府改变统治思路,采用"以苗治苗"策略,设立苗弁制度,并招募苗兵作为武备力量。苗弁作为上级政府与苗民之间的桥梁纽带,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为湘西苗疆的治理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对苗弁管理是维持湘西苗疆地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关键所在。以史为鉴,这一制度对当前处理民族关系和维护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瓶掣签与神判文化

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加强对西藏政教监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产生深深根植于中国自古就有的神判文化。神判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又叫“神断”、“天罚”、“巫术裁判”等。金瓶掣签就是清朝根据藏族的社会情况,以及客观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神判文化而制定的神判仪式。     

神判与早期法的历史演进

神判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学现象 ,也是一种古老的法文化现象。在原始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神判与原始“公法”、“私法”两个方面的许多形式都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从法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结合对原始宗教与习俗的理解 ,通过对神判与诸如原始献祭、放逐、杀戮、赔偿、仪式等早期习俗之间关系的研究 ,对神判中隐喻和凝聚着的早期法的原始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解释 ,进一步从“公”与“私”两个方面揭示了早期原始法在历史演进中的某些特点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族群边缘的神话缔造:湘西的白帝天王信仰(1715-1996)

自清朝以来,湘西地区的苗人、汉人移民、汉人士兵和土家族人都普遍信仰＂白帝天王＂,白帝天王的庙宇遍布各处。然而在不同信众群体的心中,这个神灵的形象以及对它的理解很可能是不同的。尽管如此,白帝天王信仰在当地却起到了次官方政治的作用。无论信徒是谁,尽管信仰仪式的对象相同,但是神话阐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一个群体来说,神话解释之所以灵验,是因为它的某个版本满足了此群体的意识与需求。湘西地区不同信众群体在不同时期所缔造的关于白帝天王的故事就鲜明地呈现了此条规则。他们采用＂挪用＂与＂叙事化＂的双重手法,把借用的或原创的事件与本群体中已经存在的符号和神秘历史融合起来,再加上别处而来的口传或文本元素,然后加入与本群体相关的地点、事件和共同记忆,完成神话的本地化。在湘西这个动荡多变的社会中,对秩序和身份之另类形式的讨论,就体现在关于白帝天王的神话圈以及其中的各个叙事里。     

湘西苗疆汉人风俗习惯差异及原因——以《苗防备览》为研究对象

《苗防备览》是清代后期关于湖南西部和贵州东北部苗族地区地理、政治、经济、风习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风俗志》一门介绍了生活在苗疆地区的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和汉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生活在湘西苗疆不同地区的汉人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     

湘西苗疆土著民族与国民政府对话渠道的建立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湘西苗疆苗族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寻求建立一条与国民政府能够直接展开民族事务对话的渠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946年,他们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本文意在完整展现这一对话渠道的建立过程,并尝试探索近代湘西苗民族群重构的政治因素。     

湘西苗疆土著民族与国民政府对话渠道的建立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湘西苗疆苗族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寻求建立一条与国民政府能够直接展开民族事务对话的渠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946年,他们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本文意在完整展现这一对话渠道的建立过程,并尝试探索近代湘西苗民族群重构的政治因素。     

19世纪湘西"苗疆"屯政与乡村社区新阶层的兴起

19世纪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稳定当地社会,在湘西"苗疆"开办屯政.屯政对"苗疆"多民族社区的社会流动模式、社会阶层结构、社区权力结构、民族文化等,均产生深层次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在屯政中成长起来的半职业化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新兴阶层的规模、特征及其活动的社会后果.     

巫傩木雕:游弋在人神之间的手工绝活——湘西工艺美术大师吴兴知访谈录

<正>吴兴知的家坐落在吉首市雅溪铁桥附近,1栋3层楼的砖房半新不旧。一楼的"堂屋"完全按湘西传统形式布置,正面是先人神龛;左侧墙上挂满了各类木雕面具;右边是神像,给人一种神秘感。     

清代西藏地方的瓦合山神崇拜考述

瓦合山神是清代中期以后西藏地方藏汉人民信奉的神灵。这一山神崇拜因初次发生并定型于类乌齐县的瓦合山而得名。瓦合山神崇拜在清代中期后逐渐成为民间信仰。本文在古代典籍及最近发现的清碑拓本的基础上,结合时人包括法国神父的记载,对瓦合山神崇拜的产生背景、原型、传播沿革及衰落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研究历史上西藏的瓦合山神崇拜,有助于理解一个民间信仰如何在佛教影响巨大的西藏生根并获得较快的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起的作用。     

试析沈从文《湘西》的新闻价值

《湘西》作为沈从文重要的散文作品集,其文学价值不可否认,但笔者认为《湘西》发表的最初效果也应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因为作品发表能及时满足受众对湘西信息的需求,即具有时效性,而作者客观的写作态度与文集真实的内容和时代针对性,又使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及重大的时代意义。而这些都使《湘西》具备了一般新闻作品的基本素质,足以证明其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     

王朝势力的地方渗透——以清代湘西妇女节烈为视角

节烈行为是中国古代妇女生活中特殊的社会现象,湘西于清代普遍出现妇女节烈,究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无外乎国家政策影响、宗族控制及女性主观选择三个方面,但就湘西而言,新型社区宗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深入分析湘西地区的妇女节烈,即可发现其存在数量多、区域分布不均的特点,此为湘西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所致。概言之,通过对清代湘西地区烈女群的研究,可洞悉改土归流后中央对湘西控制的加强,这种控制不仅干预着女性个体的发展,同时也深深影响着湘西社会。     

湘西农民科技素质的形成及其制约因素

一、湘西农民科技素质结构现状农民科技素质是农民在长期生产和劳动的历史演化中,养成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运用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精神潜质。作为一种生存智慧和文化模式,科技素质也是以结晶体的形式而存在的。任何时代的社会主体的科技素质结构都是不同时代和具体生存环境的自然反映。湘西农民在千百年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科技素质结构。1、从科学层面来看,湘西农民科学素质结构尚未成型。主要表现在科学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绝大多数农民对劳动对象或劳动过程的认识还处于感觉阶段;只有少数知…     

试析广西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呈滞后态势;思想观念、资源条件、交通环境、体制与政策等因素制约着广西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加快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在于改变观念、提高认识,建立科学的农村城镇化的资源积聚机制,进一步改善交通环境,调整和改革与城镇化过程有关的体制与政策.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