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四世改革动因——从16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到佩列斯维托夫奏章

伊凡四世改革的直接动因是16世纪上半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本文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论述，谈及这一时期俄国的政治形势和统治阶层内部革新呼声，在国内各阶层一直呼吁下，持续十年的改革拉开帷幕。     

麻风病与鲍德温四世的继位关系探析

麻风病被视为上帝对罪人的惩罚,麻风患者遭到社会的歧视,失去正常的继承权.鲍德温四世在罹患麻风病的情况下,能够继承耶路撒冷王位,显得耐人寻味.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当时的麻风病医疗技术和耶路撒冷的政治局势,尝试以疾病社会史的视角,对鲍德温继位问题予以合理的阐释.鲍德温四世能够继位,并不是由于十字军国家对待麻风病患者的态度与西欧有本质区别造成的,其实质是一次正常的中世纪王位继承.     

论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政治体制与外交决策的集权性

对主权国家而言,国内政治因素时刻影响着外交决策的运转。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沙皇虽推行各项改革以扭转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帝国景象,但宪政道路行不通,中央权力机构缺少分权机制,民众顺从意识依旧,沙皇专制的政治属性并未改变。这种封闭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决定了帝国外交决策缺少灵活性,沙皇执掌决策大权,秘密外交仍旧存在,外交决策仍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交决策与军事行动无法达成一致,帝国外交决策呈现出典型的集权性。     

论腓力四世镇压圣殿骑士团的真正原因

圣殿骑士团一案的主导者是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以宗教信仰去解释腓力四世的行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由于本案发生的时空背景--人们对卡佩家族的固有看法、腓力四世的财政困难、政教斗争--与思维定势、常理等诸多因素的交织使原本简单的历史事件复杂化了.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宗教狂热和偏执是腓力四世镇压圣殿骑士团的真正原因,而非财政考量.     

俄罗斯人的血性

正很早以前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其中一句台词至今不忘: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今夏游了一次俄罗斯,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与中国比起来,俄罗斯的历史并不长,直到15世纪末,才建立起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此后俄罗斯大致经过了3个时期,即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新俄     

从《论语》“问孝”四章的英译看正副文本对话语基调的体现

文章以19世纪早期《论语》四个版本的“问孝”四章的英译为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视角探讨了正副文本在体现话语基调方面的手段和作用,正文本作为译本的主体,译者主要通过运用语气、情态等系统资源来体现话语基调;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补充,译者通过副文本向读者提供话语参与者的地位和认同维度信息来建立起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显性的信息共享来体现话语基调。译者如果在需要副文本的地方没有向读者提供副文本,就需在正文本增加此类信息,以达到显化话语基调的目的。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四句”说无生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

本文以"四句"(catuskoti)说无生为例来阐明天台佛教的解脱诠释学,以三个层次来进行之。首先,在语法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的"四句"的语法来自龙树的中观哲学。其次,在语意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是一种佛性论、关于佛性的哲学诠释,主要是来自《大涅槃经》等如来藏思想和智自己对于中道佛性的领悟,于此进行天台佛学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的诠释。最后,在语用学的层次,智的"四句不可说"说"无生义"包含两种诠释层次,也就是"解脱体验的诠释理解"与"断惑证真的解脱诠释学",这里的诠释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教理的判教、意义理解的诠释活动,还应该是一种解脱诠释学。在实修实证之中,进一步成为解脱体验的诠释理解和解脱学的诠释活动与实践行动。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摄取与流变——论日本浪漫主义对“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深受日本浪漫主义作家和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日本浪漫主义及西方文艺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层次由于自身情况的不同,大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浪漫主义思潮所提倡的以人为本、肯定自我的精神,促进了中日两国近代文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