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黄河治理观念探析

<正>自古“御边、治河、澄官冗”为“百官有司之当务其大者”,黄河治理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甚至把堤防比作边防,把治黄比作治国,素有“黄河宁,天下平”之说。黄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北宋时期黄河频繁决溢甚至改道,河患较之前代更为突出,黄河治理问题是宋朝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终北宋一朝,治河成为基本国策,士大夫们也产生了诸多关于治河理念的探讨,     

1644—1855年间黄河决溢的时空分布规律初探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决溢泛滥造成的灾害影响巨大。清代黄河河工体系建立以后,黄河下游河道两岸的河防工程逐步完善,两岸河防工程对河道的控制作用非常明显。将黄河决溢位置与河防堤段联系在一起,在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研究决溢地点的时空分布过程,可以发现在1644—1855年间黄河下游河段决溢位置存在两次由上游向下游移动的变化。综合分析这一规律,黄河在自然河道被人工堤岸约束之后,河道边界处受到河防工程的显著影响;河道内的河流发育过程仍然遵循自然的规律,于是决溢位置的核心分布区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关于黄河在东汉至唐时期长期安流问题的研究

黄河在东汉至唐的800多年间所谓“长期安流”,实际包括三种情况:(1)由于河道治理而暂时稳定;(2)虽无重大改道,但决溢仍很频繁;(3)由于下游严重战乱及人烟稀少,决溢徙损失相对减轻,以及因社会政治原因而导致的资料缺失。作者认为:所谓少数民族内迁使土地利用方式改农归牧,从而使下游洪水泥沙减少的论点不能成立。     

明清时期黄淮造陆与苏北灾害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经由苏北入海,在口外迅速造陆,至1855年北徙时止共造陆10000平方公里以上,河口更是向海推进了90公里。黄河造陆与苏北灾害发生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了河湖决溢的机率,黄河水灾频发;二是导致了沿海潮灾的显著增加;三是对当地土质产生了深远影响,盐碱化严重,地力下降,种植制度也被迫改变。     

专题:黄河保护与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达75万多平方公里。由于气候、地势等条件所决定,黄河以水量小而变率大著称,以陕县水文站观测记录,多年平均流量不过1546立方米/秒,但历史上曾出现过36000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同时黄河含沙量大,平均含沙量约为每立方米40千克,最高时可达590千克,是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高的。这些特性,决定了黄河历史上“善淤、善决、善徙”,据文献资料记载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3000多年中,黄河下游发生的漫、溢、决口和改道多达1500多次,洪水所及,北抵海河,南达淮河,整个黄淮海平原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受黄河水沙的灌注与淤淀。对区域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区域在过去3000年来一直是中国开发最早,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黄河的演变,可以说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紧密相关。因此,对黄河演变及其影响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核心的问题之一。对于黄河流域历史时期自然和社会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季风区大型河流巨型人地复合系统演进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的代表性成就之一。1949年以来,在国家大力治理之下,黄河下游河道从未发生过决溢事故,这是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同时,近年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初见成效,黄土高原很多地方退耕还林、还草,植被得到恢复,使得进入黄河的含沙量有所减少。另外,中游小浪底水利枢纽等一系列工程的建设,使得黄河防洪调控能力提高。但是,黄河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流域内诸多城市都面临严重缺水的困境,影响了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上中游抽取黄河水用于工农业生产过多,导致下游甚至一度出现断流现象。入海泥沙的减少,对黄河三角洲的发育也有一定影响。同时,黄河河道自1855年改道,光绪初年全线堤防贯通,其间除抗日战争时期花园口决堤改流颍涡入淮以外,实际行水150多年,下游河道因长期堆积而淤高,大部分河段早成悬河,有的河段高出堤外地面达10米以上,累积的风险在逐年增加。在气候变暖所导致的全球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对于未来黄河的研究更应引起重视。未来大洪水出现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甚至有可能出现千年未遇的洪水。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为更好地应对这类挑战,不仅应在黄河河道、水文变迁等基础问题上进一步地深入,也应加强历史时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诸多要素的具体研究,以推动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远社会影响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作为研究黄河六十年的历史地理学者,我十分期待有更多创新和突破的成果出现。现在《云南大学学报》组织了两篇文章。吴朋飞博士、刘德新博士的论文《审视与展望:黄河变迁对城市的影响研究述论》在系统梳理了历史时期黄河变迁对城市迁移、城市形态变化和城市兴衰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树立“大黄河”和系统研究的观念,在黄河变迁史和城市史研究中,以系统化、多学科的视角,深挖黄泛城市的社会价值。孙涛博士的论文《1644—1855年间黄河决溢的时空分布规律初探》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清代铜瓦厢决口前黄河决溢的规律做了探索,指出在河防工程的影响下,河道内河流发育过程仍然遵循自然规律,黄河下游河段决溢核心区的演变趋势总体上是从上游向下游移动,若人为影响强烈则规律性演进速度趋缓。这些想法和具体工作较前人都有进步,是很有益的探索。两篇文章的几位作者都是青年学者,慨然投入到这一有深厚研究积淀的领域中来,并做出相应的成绩,我十分欣慰,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所谓“寄言青松姿,岂羡朱槿荣”,只要持之以恒,潜心钻研,必能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人的成果。     

北宋黄河泥沙的淤积及其危害问题初探

北宋时期是黄河泛滥决口的高峰期,由于历史上黄土高原植被破坏严重,导致水土大量流失,黄河泥沙淤积。由泥沙淤积造成的黄河决溢改道对沿河农业造成了巨大威胁,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还对汴河航运、政府财政产生了消极影响。文章考证了北宋以前及北宋时期黄河流域植被破坏的情况和由水土流失加剧导致的河沙的加速淤积,揭示出当时黄河屡决屡泛的根本原因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新构造运动作用的初步分析

黄河以其高含沙量、善淤、善决、善徒闻名于世。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曾多次变迁。综观其河道迁徒,北宋前多在现行黄河以北,向东北流入渤海;南宋至清末,改行今河道以南,向东南经淮河注入黄海;清末至今,复向东北入渤海,河道多呈西南—东北向、西北—东南向或西—东向,与区域内新构造运动断裂线方向相一致。     

是谁创造了黄河安流八百年?

<正>黄河固然历来多灾,但如果我们把从战国筑堤以后的决溢改道次数排列出来,却又会发现一个十分惊人的现象：从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以后,黄河竟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安流的时间。自东汉到隋朝五百多年间,见于历史记载的河溢(河水溢出河堤,与冲破河堤的决口不同)只有4次：东汉、西晋各1次,三国魏2次。冲毁城垣只有晋末1次。     

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

九边屯田是明代军事和农业方面的一大特色,它的实施对巩固北方的国防和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客观上在黄土高原地区对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土地资源的大面积破坏,土壤肥力降低,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耕地支离破碎,而且引起大面积沙化,使黄河中游各支流的含沙量急剧增加。大量泥沙输入下游地区后,使黄河的决溢次数趋于频繁,成为明清500多年河患频仍的祸根。总结分析九边屯田的过程,对中原减灾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略论黄河水患影响下北宋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北宋时期,地处黄河下游沿岸的河北地区,在黄河水灾的不断影响下,长期呈现出一种人口大量外迁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黄河的频繁决溢造成河北境内民众河役负担极度沉重外,黄河水患所引发的人员大量伤亡、农业生产条件严重破坏、城镇严重损毁、财富大量损耗,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大批外迁,给北宋河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促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黄河城市生命史：以兰考为中心的研究

黄河变迁对城市的影响是黄河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黄河在兰考地区决溢泛滥,重塑了兰考自然与人文环境,是导致兰考城市变迁的最主要自然营力。自1166年兰考走河至1949年止,兰考经历了两城——三城——两城的复杂变化过程,城随河动过程中,其间出现12座城址,均是因黄河水患的被迫选择。马村兰阳城具有其他几座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最终成为1954年新兰考县城驻地,有着深厚的历史地理基础。     

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特征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

徐州地处历史黄河流经区,受到其频繁决溢和泛滥的影响,水患严重.频发的黄河水灾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导致人口流徙,城市淹没,交通受阻,社会混乱等.本文回顾了徐州地区黄河水灾的相关史料,旨在分析徐州历史上黄河水灾的规律与特征,揭示黄河水系变迁对当地社会系统的影响,以期为研究本区域人一地作用关系,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历史借鉴.     

明清时期沿黄河城市的防洪与排洪建设——以开封城为例

完善的防洪与排洪设施是古代沿黄河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明清时期,由于频繁遭遇黄河水患的冲击,沿黄城市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黄河自身的决徙造就了洪涝的多发与防洪设施的圮坏,大量泥沙的沉淀既淤没了诸类水体,也抬高了城墙之外的地势,致使城市防洪乏所依、排洪少所恃,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洪涝应对就成为重要的城市问题。面对黄河频决的灾害性影响及严峻的洪涝形势,开封城官民一道筑堤防、修护堤、缮城墙,御水于城体之外;开凿城内之沟渠、疏浚城外之河道、挖暗沟、建水门、置水闸、造水车,泄水于成灾之初。这种多重性与立体化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开封城的防洪与排洪能力,也应是屹立于当时的其他沿黄城市的共同建筑特色及其存续至今的保障因素之一。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变化莫测的黄河下游河道

<正>黄河在潼关折向东流后,继续穿行于山岭峡谷之间,河道依然受到约束。过河南孟津后,北岸虽已进入平原,但距岸一二十千米内有一道低矮的黄土岗,南岸仍然是邙山和广武山脉。因此尽管这一段河道有过南北摆动,但幅度不大,影响范围也有限。可是一出桃花峪（京广铁路西）,向东直到入海口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北岸在太行山脉以东直至燕山山脉,南岸直到大别山,中间只有山东的鲁中南丘陵山地,这就给黄河的决溢改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     

明代水灾述论

一、明代水灾的基本情况及对社会的影响明代水灾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它是前后任何一朝都不能相比的。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六年,共遭各种自然灾害1214次,其中水灾486次,位居各种灾害之首,占41％。旱灾次之,为434次,占35％。其它自然灾害(包括蝗灾、雹灾、风灾等)共有294次,占24％。在平均每年4.4次灾害中,水灾就约占了1.8次.这些水灾遍布全国各地,而尤以黄河下游地区、苏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沿江地区为多。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受黄河及其支流泛滥而灾,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决堤改道,黄河决口的年份达二百四十六年。河南、河北、     

法式善和他的《陶庐杂录》

法式善和他的《陶庐杂录》席永杰法式善是清代著名的蒙古族学者、诗人，在清代众多的蒙古族文人中，他领袖群伦、最负盛名。法式善原名运昌，清高宗为其改名法式善，乃满语“勤勉有为”之意。皇帝赐名，是一种嘉许，是一种殊荣，并非一般人都可轻易获得的。法式善（１７５...     

论清代的盗决河防罪

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立法继承了唐、宋、明以来的有关规定,又有不少创新之处,如对毁坏官修河防的不同地段,第一次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关于盗决运河补给水源地湖岸的规定更为详细,根据盗决情节和损失大小详细规定了量刑标准;不仅对盗决河防当事人实施严厉的处罚,而且对相关官员也有严厉的处罚等等。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认真执行,一是按律严惩当事人,二是对于行政不作为或防守不严导致河防漫溢、决口的官员以行政、经济或刑事处罚,三是在特殊情况下上下级就案情和量刑反复辩驳,下令重审,四是盗决河防罪有时也作为其他罪行处罚的参照。清代盗决河防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承前启后,在水利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河政与清代社会

清代政府对黄河的治理高度重视，设有长官督理河道，对黄河的投资逐年增加，然而开支越多，决口的次数也越频繁。大部分的资金成为河官的奢侈靡费。在这种腐败河政体制下，河防工程每况愈下，南河总督驻地清江浦呈现畸形繁荣，而黄河改道所经由的广大农村却一派萧条，河政的积重难返，不仅使盐政遭到破坏性打击，漕运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城镇都趋于衰落。     

清代扬州学者水利思想述略

扬州处于淮河与长江交汇之处,水陆交通便利。明清以来,随着黄河的不断改道南徙,淮扬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日甚。孙兰、朱泽澐、王念孙、刘台斗、刘宝楠、刘文淇等为代表的扬州有识学者提出不少治河、治淮、治运设想,并对本土水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黄、淮、运三河的治理提供了众多的借鉴经验。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清代扬州学者关注民生,造福乡梓的重要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扬州学派的研究领域和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